武汉黄陂行

    从常州到武汉，最方便的路线是由镇江过长江，从瓜洲渡口登轮，溯大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汉口。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瓜洲，是瞿秋白的旧游之地，风物依然，它只能引起几缕思乡的愁绪。船行的前一站码头是浦口，在浦口停留中，可以下船过江到南京一游。这时的南京，是直系军阀、长江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冯国璋驻节之地。冯国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争夺北洋政府的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宝座，这时已见分晓：10月30日北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冯为副总统，11月8日冯在南京就职。南京城里，六朝的豪侈已经逝去，余下的只是破落和衰败。瞿秋白照例要到象征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走走。这时，秦淮河已是一道臭水沟，景况萧条：“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夫子庙旁边有一排茶楼，其中一家壁上挂着一副对联，联云：“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长圆”。尽管世道沧桑，有钱人对于饮食男女的欲望，却从不降低水准。大众生活每况愈下，官僚豪客们的奢靡腐化却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闹酒，天开不夜，正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上层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给瞿秋白的印象是强烈的。后来，他对于这次旅行，写了如下的话：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①

    纯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纯白。他比瞿秋白大十岁，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纯伯，以字行。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②。这时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以满足“饥渴似的智识欲”，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③——

    ①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瞿氏宗谱》卷六。

    不久，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录取，学习英语。那时的学校，特别是某些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有些教员在国外镀了几年金，本事没有学到家，确实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也都很差。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哪里能够满足渴求知识的愿望呢？瞿秋白不满意于武昌外国语学校，同时“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他到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结果，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黄陂周家与瞿秋白家是两代亲戚，即所谓亲上加亲。瞿秋白的二姑母阿多嫁给周福孙（曾任翰林院编修），生子周均量（君亮）。周均量娶瞿世珪（秋圃）的五女、瞿秋白的堂姐瞿兰冰（懋陛）为妻。周均量的曾祖父周恒祺（福陔），做过山东巡抚、漕运总督，致仕后回籍，寓居武昌与瞿赓甫往还甚密，因而结为姻亲。当瞿秋白来到周家时，姑母阿多把他一手揽在怀里，痛哭失声①——

    ①参见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第22—24页。

    在周家，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的唯一爱好是读书。周家后栋有一座小园，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家塾，由周均量教读。瞿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朝朝暮暮，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四史。晚间还在灯下一直读到深夜。周君适与他同榻而睡，有时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苦读。瞿秋白身体虚弱，面容消瘦，经常咳嗽。姑母和堂姐请中医诊脉，医生说他是初期肺病，嘱他按方服药，并注意休息调养。姑母劝他不要深夜读书，早些睡下。他总是说没有什么大病，等大家睡熟，还是悄悄地阅读到深夜。后来他请堂姐在窗上挂一厚窗帘，不使灯光外露，以免姑母又发现他深夜读书。除了读书外，他有时画山水画、篆刻印章。

    瞿秋白在黄陂很少到街上游逛。只有一次，1917年的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满城箫鼓爆竹之声，十分热闹。周家弟兄邀他去看龙灯，他却提议到离闹市较远的铁锁龙潭去赏月。据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把一条龙锁在潭里，潭中铁柱拴一铁链，下垂潭底，因此，称为铁锁龙潭。在小小的黄陂，它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靠近城墙，清静冷僻。面对寒空的月色，清澈的潭影，瞿秋白高吟着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着又吟杜甫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句诗他反复念了几遍，声调愈来愈低沉。他是在怀念远在杭州的弟妹了。周家兄弟问他潭中锁着龙吗？他微笑着说，对这种传说，何必认真，随即把《史记》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①——

    ①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瞿秋白到黄陂不久，瞿稚彬携阿垚也来到黄陂②。阿垚在周氏家塾读书，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一首五言绝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罚他跪下。瞿秋白走进书房，看见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声喝叫：“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读书，也不和瞿秋白说话。过了两三天，瞿秋白对周均量说：我不是袒护弟弟，只是反对这样的教育方法，体罚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总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聋，脑子迟钝，瞿秋白为此深感苦恼——

    ②瞿稚彬、阿垚到黄陂的时间有两说：周君适说与瞿秋白同来；瞿轶群说秋白先到，稚彬父子晚来。此处从瞿轶群说。

    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瞿秋白由于表兄的帮助，对诗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时他所写的诗词，一首也没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与周均量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佛学也津津乐道。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周均量的诱导，使他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这时，他读了《成唯识论》①、《大知度论》②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瞿秋白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里固然有政治哀伤，但主要的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是无法逃掉的，也许只有在佛学的说教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①佛书名。古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是论释《大品般若经》的论书。汉文译本只是龙树原著的一小部分。引经很多，是研究大乘佛教的重要资料。《成唯识论》，略称《唯识论》。佛书名。十卷。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唐玄奘自印度取回译集。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注释书多种，以玄奘弟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学者所重，甚至比本论影响还大。

    ②《大知度论》，略称《知度论》、《知识》、《大论》，亦译《摩诃般若释论》。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进一步探索的兴味，结果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适逢堂兄瞿纯白返回北京，于是瞿秋白便跟着他顺京汉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一切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希求有所作为的青年，终究要被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俄文专修馆

    到北京后，瞿秋白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这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门右侧客房。

    江南塞北，风光迥异，北京的风情，对这一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暇无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车，漫游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迹名胜，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沧桑，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的脉络。只是这些足以使人留连叹息的陈迹，很少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①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②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①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①。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②。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③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④；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⑤。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⑥——

    ①《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④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⑥瞿重华口述、韩斌生整理：《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瞿秋白研究资料》第39页。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①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

    “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②——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②据羊牧之回忆。

    苦闷与彷徨

    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反复的角逐中，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一度获胜，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间，中国几乎完全成为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地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绝不逊色。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这时的苦闷和彷徨达于顶点。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后来严肃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吉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清末今文经学派，就其学统而言，是汉代公羊学派，主要依据《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说，是讲求孔子的微言大义，据乱、小康、大同之类。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门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经学再生，说明他的思想深受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关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学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战胜其他佛教派别而占居统治地位。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来摆脱社会、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瞿秋白在黄陂读佛经时，说过：“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知识不妨广泛，真理是探索出来的。”①他之钻研佛学经典，不是被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牵着鼻子走，而是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但是，瞿秋白并不是痴愚之徒，没有被佛学的鸦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间。因为他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种种现实的因果实象，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够完全陷于佛学的迷惘虚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

    ①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

    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说。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一切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不是从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做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他从1923年开始用“屈维它”的笔名在《新青年》、《前锋》上发表文章，这是他的一个不曾公开用过的别名“韦护”的谐音。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丁玲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社团、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爱好、观念、信仰——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是北京青年的正义呼声。“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这是上海学生的庄严誓词。

    “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它表现了天津学生的爱国义愤。“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它表达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声。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誓作学商各界的后盾，“众心坚决，不可遏止”。他们表示：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是为了阻止列强侵略者把中国大好山河变成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有以“新民”、“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均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酝酿，在5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①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②——

    ①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个特务盯梢。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动，常常二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月1日连发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提出“国民所应办者有六”。这六项之中，除却“筹款赎路”、“抵制日货”、“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厂振兴实业”三条外，其余的三条至为重要：（一）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按指“政府所应办者三”）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政府最后之决心；（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三）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国报刊。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见《晨报》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日，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月3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为劳动平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