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首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江青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