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此诗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
《人民日报》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人民日报》语）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四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四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亭广场。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一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远飞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铤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籍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 四川 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冈山的土》北京？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学老红卫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谢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渗进我的心田，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连；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纯真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尹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已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盼望着这一天。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各种情绪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而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