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零，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被破获，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最后，人反绑着从关押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擅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小粪筐》。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首歌颂粪筐的儿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海南岛、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