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⒄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