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又说：“陪我去吧。我自己去，岂不难堪？”同学往床上一躺，连声嚷：“不去不去！你说什么也白说，要去你自己去……”我也犹豫起来，不怎么太想赔礼道歉了。但是，头脑中的闪回，却不也因此而“隐”。恰恰相反，由中景而近景而特写而定格。这使我仿佛从四个青年的视角来看我自己。
结果我感到视角变了，定了格的我自己也变了。变得嘴脸丑陋了。
那一时刻我是多么的厌恶我自己啊。
于是我自己去找那四个青年。我知道如果我不，我肯定会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不自在。好比在自己身上某一部位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肿块儿，尽管很小很小很小，小得你也可以不理会它的存在，但对于具有敏感的癌恐惧心理的人，不去找医生，不切片，不割除，从此便总是不那么安生。我想，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是有角落的。甚至有暗角。有死角。区别在于，仅仅在于，乐于洒扫，心灵才可能是卫生的……然而那四个青年已不知去向。
我无法再找到他们。
这竟使我很沮丧……今天的事情和几天前的事情似乎有所不同，也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并且，作为一件事情，一件也许的确不值当寻思的事情，已然过去。却不知为什么，在我这儿，竟过不去了似的。
外面风声呼啸。
从我家离去的，仿佛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躺在床上的，一向以文字和语言声称自己不能容忍虚伪的家，在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情况之下，运用虚伪像运用筷子一样谙熟的家。又是谁呢？没有任何人逼迫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虚伪呢？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将诚意而热心地帮助我们的人也想象得那么坏，另一对面对他人又那么缺少诚意和热心呢？缺少到了连坦率都不肯相予的地步？难道我们已无可救药了么？……忽然又有人敲门。
开了门，竟是两小时前离去的那大学生。
“你……”毕竟不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不免有些惊讶。
“有样东西我丢失在你家里！”他说得极肯定。
“什……么？……”“尊严。我的尊严。”“……”“我一直在楼底下徘徊。后来我决定，我必须再次打扰你，找回我丢失的东西。”我不禁朝窗外望了一眼——好大的风！徘徊？——今天是多么不适合徘徊两个多小时的日子啊！在我听来，分明的，他的话有经过加工的痕迹。有种明显的对白腔。而且是欧式的。我推想得到，为了这三段话说得含蓄而又尖锐（也许他的本意还希望不失幽默，但却一点儿也不幽默，甚至也不含蓄），他准背着大风打过“腹稿”。大概还可能像写对话时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一样，情不自禁地演习过。因为普遍的中国人是不这么说话的。只有演员演电影演话剧时才这么说话。或者家这么写对话。一个人既非在演电影亦非在演戏，却接连向你迎头劈面抛出三句显然预先打过“腹稿”的“演习”过的舞台腔十足书卷味十足的话，自然是怪可笑的。
然而我没笑。不忍再笑他。甚至也可以说有几分不敢笑他。因为那一时刻，他显得那么冲动。尽管他表面装得很镇定，很持重。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内心里异常冲动。他在微笑着，然而他的全部面肌都是僵的。他的嘴唇在抖，并且，发青。他穿得实在太少了。装得很镇定很持重，此刻对他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胜任愉快的事。他的眼睛里投出坚定的，义无反顾的，不成功便成仁似的目光。仿佛真的有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宝遗落在我家了。如果我不愿意奉还给他，他便会和我以命相拼，直拼个血溅数尺、尸横一处。
我不禁被他深深地感动了。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我自己的影子。
我明白一个青年的自尊如果异常敏感，那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必定也是异常脆弱的。他们可能因遭到白眼而耿耿于怀，但倘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丝毫也不具备韩信那种能受胯下之辱的别种样的勇敢，也不能做到像某些古代士大夫那样可杀不可辱。他们过分看重他们的自尊乃是因为除了所谓自尊之外他们大抵再一无所有。故他们维护自尊的时候想要显示人格力量的高大也高大不起来。想幽默也幽默不成。想潇洒也不知怎样才算是潇洒。总之他们的自尊实际上还远没成熟到值得谁怀着恶毒去故意损害一下的程度。
比如我对他的怠慢就绝不是故意要损害他的自尊。而他们过分敏感的自卫本能，却往往会使他们受到真的毫不留情的伤害。比如假设我正心烦，倘若对他大吼一下——“出去！没闲工夫和你演戏！”并将他推出门去，那么他又将把他自己如何呢？因为一个大前提是明摆着的——我肯定那么做了，他是想把我如何如何实际上也是不能把我如何的。那么结果必然只剩下了自己把自己如何……我望着他瞬间思考了许多，内心里不禁地替他打了个寒颤。他的自尊实际上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他在自卫意识驱使之下的这一令我很意外的行为，或者说破釜沉舟的行为也未免太一意孤行带有冒险意味儿。当年的我为此曾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曾头破血流至今处处疤痕。
我客气地说：“不管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到屋里坐下谈吧。”我的客气是真的。
他傲慢地说：“不必了！梁晓声，我告诉你——我将来一定要超过你！”他的傲慢也有几分戏剧化。我一时竟分不大清那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那一种傲慢虽然显示出主动的进击性，但在本质上仍是本能的自卫性的。而且和他要寻找回“遗失”了的尊严的气概一样，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甚至，只要我简单地望着他沉默不语，便会不攻自破的。刹那间崩散的。
我感到他的造访似乎成了我今天没法儿避免的遭际了。纵然我自己倒退回去二十年，我想我也不会凭着青年人的刚愎自用和过分意气用事的冲动，而像他这么做。我可能会接连几天，每天端起饭碗的时候就在内心里骂一次用虚伪的应付怠慢了我的人，却不太会第二次登门讨什么尊严。何况每个人的尊严，一生中肯定的会被伤害会被践踏不知多少次，为诸如今天这样的一件事，以像他似的如此郑重的态度兴问罪之师，倒未免太娇气了。何况我本无伤害他的尊严践踏他的尊严的居心，只不过以虚伪的应付使他感到了实际上的怠慢而已。何况我也确实有病可托，便也应该被认为多少的有情可原啊。
人被谅解的时候，往往谴责自己。人被斥责的时候，就往往开始批判别人，并替自己据理力争了。
但是我哪里还会再用反诘式的话语继续伤害这么一个自尊心敏感异常的青年呢？比如我可以说：“那么就请找着你的东西包严了端好了立刻出去吧！”如果我真的这样回敬，我自己不认为是伤害实际上也等于进行了二度伤害。我笑了笑，说：“别那么没志气。超过我好比一个孩子，指着一个侏儒说，我长大了一定长得比你高！是不是？”他张了张嘴，欲言而未答。
我拍拍他的肩，搂着他的肩往屋里走。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希望我这样的。因为他走得很顺从。
待他在沙发上坐下，我去洗杯子。
他说：“你别泡茶。泡了我也不喝。我可不是想喝你一杯茶。”我说：“要是牛奶你也不喝么？有奶粉，很省事。”“那我喝。”他笑了。
当我回头看他，他立刻的又不笑了。又变得表情庄严。“梁晓声，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他急急切切地开始说：“你没情绪接待我，你可以开门见山直言相告。那我绝不会泡在你家不走！你为什么既不下逐客令，又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地用话应付我呢？你理解我当时会是什么心情么？如果我是一个将来可能对你有用的人，你能这么对待我么？”我说：“不能。”“你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不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么？”我说：“是。现在也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你用不着假谦逊。你刚才对待我的态度证明你内心里是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当然也就证明，你内心里是误将自己当成一个有理由俯瞰我的大人物的！你初登黄宗江家和吴伯箫家，他们是像你对待我那样对待你的么？你在作品里，把他们写得多好哇！……”我真想把杯子摔了！即使我招了他惹了他，那也不是我找上门去，而是他找上门来的呀！我正色提醒他：“他们的确是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你什么话都冲我说，别牵连上他们。”“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他大声说，“我看了你的书之后，也曾去找过黄宗江老师。
他对我很和蔼。很亲切。很诚恳。不像你似的那么虚伪应付我！如果吴伯箫老人还活着，我也会去找他。不为别的，只不过为了证明，世上到底有没有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儿人间温馨！现在我对你那本小册子有了另外一种看法，你借着溢美别人的方式，其实也企图达到用文字把自己描写得性格挺可爱的目的。但今天我感到你与你笔下那个自己大相径庭！你当时给我的印象很丑！躺在床上，盖着小被子，假惺惺地说：“不再多坐一会儿么？‘你那么对待我，我还能再多坐一分钟吗？你当时整个儿是个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作者！梁晓声你承认不承认？”他这一大番话，又使我心里完全不生气了。他倒够坦率的。坦率得几乎无遮无掩，连招架的余地都不给自己留半点儿。这样的青年今天是不太多了。多的是另外一种——以十二分的虔诚当面用崇拜之类的话戏耍你。而心里却在暗加嘲笑：看他得意的！看他多么受用的样子啊！我这儿拿你开心玩呢，你当的什么真哇！俗不可耐！“承认！承认！起码潜意识里不无你说的那种成分。”我并未感到被当面戳穿后的难堪。因为经常分析分析自己的潜意识乃是我的职业习惯。
有时甚至供朋友加以分析。好比当医生的诊断病例，即使某种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不可分析的。何况我觉得潜意识这种东西，细分析起来是挺有趣的。如同解几何题一样。不但能清楚自己本质上是怎么回事，也能明白别人许多。更何况，从医学的角度讲，绝对健康的人是没有的。尼采不是就说过——地球有一种病，叫做“人类”么？我将茶几挪近他，将一杯牛奶放在茶几上，又说：“别急，先慢慢喝着，我给你烤几片面包。”待我将面包烤好，用小盘儿拿进来，他已将那杯牛奶喝光了。
我估计到一杯牛奶准不够他喝，另外还给他凉着一杯，便又放在茶几上。
他显然非常饿了。或者，认为尊严已经收复，并揣在自己兜里了，似乎就心理平衡了许多，一时变得腼腆起来，很秀气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撕吃着面包。一小口一小口地，斯文地饮着牛奶。我捧起一本书看，故意不注意他，怕他不自在。这时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静静的几分钟内他吃完了面包，喝完了第二杯奶。我问他要不要再吃一个面包，或再喝一杯奶？他说不了。说时，样子看去不但腼腆，而且显得有些羞涩。他拿起杯子要到厨房去洗，我放下书制止他。他偏要去洗，我偏制止他，结果一只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他的脸便红得令人同情，呐呐地说：“是我失手，是我失手……”全没了一心收复尊严时的愤世嫉俗。
我说，按照民间的看法，客人失手摔碎了主人家的杯子，反而是主人求之不得的事，预兆着将财运临门。他便笑了。
待他坐下，我正欲问他什么，他却又开口问我：“你家几个房间啊？”我说三个房间。
他紧接着问为什么？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困惑地望着他。
他说按照我的年纪和家庭人口，在北京能住上两个房间一套的单元就相当不错了。
他的话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憎天下之不平事的抨击意味儿。
我说是的。我说原先我在北影住筒子楼时，只有十二平米一间朝北的房子，摆不开一张写字的桌子，常在暖气上垫块板儿炮制。那时所有到过我家的人，都祝愿我早日有乔迁之喜。现在我真的乔迁了，他们从前替我感到的忧愁，就变成有时令我特别担戴不起的羡慕了。我说我这个人从内心里讲，很愿意在各方各面都和大多数人的水平一样，一点儿也不愿特殊。特殊在今天就有被列入“另册”的可能。一旦被列入“另册”，很破坏活着的情绪。
他又问你到儿童电影制片厂是为了当官吧？我摇头说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