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看到他人以真挚的温柔对待自己的老母亲更愉快的么？那一时刻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甚至完全可以说，我被他感动了。觉得他其实一点儿也不讨厌。觉得连他那种我非常不喜欢的敏感，和分析与研究别人潜意识的怪癖，都是不但可以容忍而且有趣儿的了……女大学生受到公开的批评，似乎立刻意识到了这批评正确得无瑕可击，倒也没有显出多么下不了台的样子，只不过吐了吐舌头，连连说：“批评得对，批评得对。本人虚心接受。”又对我的母亲笑道：“大娘您别见怪啊！我自来熟惯了，总也改不了。”老母亲说：“姑娘，我喜欢你这性格。你们太拘束了，我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对待你们才好了。”她又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听到大娘的话了么？我不过故意卖个破绽，给你一次反击的机会，要不你心理能平衡么？”他只顾庄重地吃瓜，不理她。
她瞧着他，突然咯咯笑起来。笑得他和我，我的老母亲都十分不解。
他说：“你怎么回事儿呀你？你在别人家里庄重点儿好不好？”她说：“好，好！你多庄重啊！庄重得吃着瓜的时候，也像有一百台摄影机对着你录像似的。连籽儿都不会吐了！人家又没个现成的表妹待嫁，你不是白努力争取印象分了么？”说得我和母亲也笑起来。
真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一对儿。不知他是怎么使她成了他的女友的？或者反过来说，不知她究竟喜欢他身上哪一点？尽管他们都是大学生，我却觉得他们在本质上仍是两个孩子。两个刚刚结束哺乳期，刚刚成长到断乳期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的孩子，男孩总爱想象自己已经阅历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成熟得不能再成熟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而女孩儿总爱故意滞留在少女阶段，想象自己永远十七八岁，二十岁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吃完瓜，他要告辞，而母亲留他们吃饭。
母亲说：“今天不是星期六么？回学校晚些不是没什么要紧么？帮大娘包饺子吧！你们在学校里不是难得吃上一顿饺子么？”她看他。他看我。我对母亲说：“妈，他们吃饺子并不难。”母亲一向如此，家里来个生人就当客人，客人肯留下吃饭就高兴无比。她尤其乐于招待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们。和四十多岁的儿子生活得时间长了，所有的母亲们都会觉得寂寞的。
母亲说：“你们别看他。看他干什么？难道我还做不了主，留下你们吃顿饭么？”“大娘，这……”他吞吞吐吐，不知怎么说好。
她取笑他：“你当表弟的，在表兄家吃顿饭，还顾虑什么呀？”又对母亲说，“娘，我可是好久没吃饺子了，我留下。我懂事儿，从来不扫老人们的兴……”我赶紧声明：“今天我不写东西，今天我不写东西……”后来我还是独自躲入另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写东西去了。
两个初识的大学生一边和我的老母亲包饺子，一边悄悄地相互斗嘴，不时地传来我的老母亲一阵一阵愉快的大笑。有时她也咯咯地笑。随后准能听到他的嘘声和训斥之词：“你别那么大声笑好不好！这又不是在你自己家里！”而又准能听到母亲替她不平：“她笑你管她干什么？我就看不惯你们男的这么处处管束着女的！姑娘，笑吧，想笑，干吗忍着不笑？”我忽然认为我是应该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
因为我的老母亲很久很久没有那么愉快地爽朗地笑过了。
母亲是太寂寞了。正如我的不堪搅扰。
我断然放下笔，和他们一块儿包起饺子来。
从此我有了一个“表弟”，搭配着也有了一个“表妹”……二一年级理想主义；二年级浪漫主义；三年级现实主义；四年级批判现实主义——是大学生们自己概括总结的“校园四部曲”。
“表弟”和“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表弟”已经三年级下学期了。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快走到尽头了。他的种种的关于个人分配去向的努力，似乎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梦想。他激烈地，越来越明显地处处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尖锐思想了。不过他毕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寻找他在社会坐标上的那个“点”。校方倒是挺鼓励他们自己去寻找的。给开介绍信。老师给超前写鉴定。对于自谋出路之能力差的，去向无着落前途渺茫的学生，所下评语积极而且用心良苦。这种鼓励带有暗示性——抓紧时间啊，全凭你们自己啦！如同孤儿院的阿姨鼓励孩子们去寻找他们没见过面的生身父母。而在他们的周围，高年级的学生为了找到那个“点”，许多人疲于奔波，许多人碰得青头肿脸，许多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继续满社会推销自己，许多人终于认了，干脆放弃了寻找和选择的机会，听天由命地表示甘愿将自己交给上帝也就是交给国家，经由第一渠道统购统销。以有始有终的态度，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段乐章上，唱出他们告别大学校园的悲的低调合声。准备着“无可奈何花落去”，“壮士一去不复还”。这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殊不忍过分踊跃地超前地加入和他们的师兄师姐们的竞争。也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更有些迫不及待，更认为这种超前的竞争简直是当仁不让的事。于是有些四年级同学谴责他们不人道。而有些四年级的同学却变得一反常态地宽厚，说些“中国真小”之类的话，聊以自嘲自慰。幸运的，对分配去向早有把握，对前途踌躇满志的人总是有的。他们为了不成嫉妒的目标严守着各自的秘密。绝不敢以自信去刺激他人的心理。有时甚至还要相陪着“为赋新词偏说愁”，装出几分瞻望前程无比沮丧的失落的样子……“表妹”大概的就属于幸运者一类。比“表弟”低一届，整天仍在“浪漫主义”的红烟紫气的环绕之中炮制着体验着她的种种小感觉。她的父亲是某沿海城市的前市长。那座城市有一处新开辟的避暑胜地。任职期间亲自接待过的北京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相当不少。
在北京，她有资格称呼为“伯父”、“伯母”、“叔叔”和“阿姨”的人如数家珍。其实她有时候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么？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
“表弟”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
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象他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唯一产生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唯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
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
她的想象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
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弟”的。
他说没有。
“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
“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十四户。”“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他说是的。
“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他说是的。
“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去！”“妈，你聊点儿别的吧！”我试图把话岔开。
“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还没当什么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么？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孤死归首丘，故乡岂敢忘’的话呢！”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他聊的话题。
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
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
“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人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人心从来，只能长久装住小事。
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的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母亲一愣。
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
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村里的人习惯了被离开他们的人所遗忘。正如他们习惯于遗忘了那些人一样。他们都说，穷山僻壤的，忘了也就忘了吧。该忘。不忘，咱们也感觉不到的。莫如被忘了。也省得咱们记着了。他说，他爷爷那一辈人活着的时候，还常常谈起那些当年离开的人。谈到全村人为谁谁凑路上吃的糠饼子。谈到将谁谁一直护送到大山以外，怕在山里独自走，被谋财害命。为了一身补丁少的衣服，当年山里杀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路过一个村子，可能被诚心诚意留住一宿，而第二天又在半路截住你，把你给杀了。为了太需要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留你住一宿是诚心诚意的。为了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而半路再截住你把你杀了，也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的冷酷无情地只为你那身补丁少些的衣服。他说他爷爷临死的时候，还叮嘱他父亲牢记谁谁的小名叫什么。若有朝一日竟回村里来看，就说他爷爷咽气儿前还念叨过那个人。他说，现在他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们，全都死掉了。而他父亲那一辈的人，更不互相并不谈论当年离开的那些人。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也铭记不忘。父辈人认为，当年的些个事不过是历史。当年离开村子那些人，也不过是历史。没死也是历史。而且不过是村子的历史。是仅仅与上辈子人有点儿记忆关系的历史。倘非说与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子孙有种什么关系，也不过就是种牵强附会的并没什么意义的关系。
他说时表情淡淡的。语气也淡淡的。低着头。仿佛是和母亲同样年纪的老人，讲述某件旧家具的来历似的。而别人要将它卖了或拆了或继续摆在哪儿，却是任随别人的便的。我想起母亲对我教诲过的，一个村子是最能记住人的话，觉得如果也对“表弟”说，不知他会作何表示？他沉默片刻，话题一转，接着说：“但是有一只羊，有一只老母山羊，我却经常缅怀着。当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孩子都得上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发高烧。
从早到晚昏睡不醒。村里穷得连一头驴，一辆破大车都没有。赶到公社卫生站去搬大夫的人回来说，好几个村都流行这种儿童病，顾不上我们村，要来也得四五天之后。当娘的都急得哭了。那只羊却救了我们几条小命。羊是老村长家养的。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但是每天还能挤出些奶。老村长就每天挤了，灌在瓶子里，一天两遍，挨家挨户给我们几个病了的孩子送奶。瓶子上用线绳扎了几道儿，谁家的孩子也不偏向，喝到线就不给喝了。一个孩子一次也就只能喝几口吧。一天两遍，一遍几口羊奶，竟维持着我们的小命儿活了下去。后来几天，那羊的奶头儿，都被老村长撸肿了。再后来，一滴奶也挤不出了。老村长就下狠心，把羊杀了。熬了羊肉汤，同样灌在瓶子里供给我们喝。奇迹似的，我们几个孩子的病，没用公社的大夫来治，一天天好转了。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只羊。也是全村唯一能算得上财富的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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