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张绍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洛杉矶《论坛报》。）

    王亦令先生对柏杨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的诸般疮疤，非常愤慨，立即指出西洋人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没有以上的那些缺点。

    我认为王先生这种说法几近抬杠，不像在认真讨论问题。无疑的，世上任何国家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中国当然有很多爱干净的人，美国当然也有很多不爱洗澡的嬉皮。但光凭这点，并不能证明中国人不脏不乱。王先生请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至少与美国人、日本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是否平均起来比较脏乱？我一度以为国人之脏乱完全是贫穷造成的，后来方知错了。在美国的华人，平均收入不亚于白人，但一般的白人，的确比我们整洁。

    王先生认为柏杨最荒唐之处是：“把嗓门高也当成中国人丑陋的佐证”。我认为这点很值得讨论。一个人或一群朋友在自家关起门来大嗓门呼叫，诚然无妨，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便不仅是礼貌和教养问题了。盖妨害他人宁静。我个人便常边走边思考，身边若有人突然大声讲话，被吓一跳不算，思绪也马上中断。我认为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与汽车猛按喇叭，唱机开得震天响，进别人房间不先叩门等等，都可归入同一类──那就是将自己的自由放在他人权益之上。西洋人训练小孩在公共场所轻声说话，让孩子们知道别人有不受骚扰的权利。孩子们从小便学到尊重别人（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人），西洋的人权思想遂根深蒂固。中国人一向缺乏人权思想，所以始终不能实行真正民主。我们若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就必须先灌输他们人权思想。我认为最简易的起步便是教孩子们公共场所讲话轻声，进别人房前敲门，同进出一门时，替后面的人扶住门。大人遣孩子做事要“请”，做完了要“谢”，让孩子们体会到权位高的人对权位低的人也得保持适度的尊重。

    柏杨爱中国和爱中国人的程度，相信不亚于一般标榜“中华本位”护法卫道之士。他恨国不强、恨民不富，想从国人性格上找出不富不强的根源。为了鞭策，他爱用尖刻的、惊心怵目的字汇来形容国人种种缺点，使很多“闻过则怒”的人，对他痛恨不已。

    我的看法是：若柏杨举出国人“丑陋”之处的确存在，无论他用什么使我们脸红的字眼，我们都不能责怪他。若由于他的影响，国人能稍有改进，我们更应感谢他。须知发现自己的缺点，需要智慧；承认缺点，需要勇气；改正缺点，更需要决心。因此从恶习的窠臼里爬出来，往往是一段艰苦的历程。不过如果我们不想更改恶习，那可容易多了。我们只要笼笼统统地将中国文化形容为“博大精深”，根本不承认“酱缸”的存在，再将唱反调份子骂成“贱骨头”，就可在精神上大获全胜。

    王先生厌恶中共政权的心情，可以了解，但他不必迁怒左翼文人，更不应该隐隐约约地将柏杨也归入左倾文人之列。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自然有其政治、社会的客观因素，不能归咎（或归功，如果你赞成共产主义的话）于鲁迅、巴金等一批文人。否则三十、四十年代歌颂国民政府的文人也很多，为什么一般知识份子不去读那些“歌德”派的文章，偏要同鲁迅、巴金的作品产生共鸣？同样地，柏杨的作品在海内外产生共鸣，是由于国人缺点的确存在的客观因素。迁怒到提出问题的人，不仅不公，也很不智。

    我本人也很佩服司马光在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但对于他的政治智慧，则有很大怀疑。他反对一切新的政治措施，认为祖宗立下的法绝不能改。他最大的愿望是将中国带回他所想象的乌托邦式的尧舜时代。他完全不了解由于智慧的累积与工艺的进展，新生事物会不断产生，唯有创制新方法，才能应付社会的新需要。宋代的积弱不振，司马光型的士大夫，要负很大的责任。

    王先生不愿读柏杨版的《资治通鉴》，是他个人自由。但他武断地说柏杨一定将《通鉴》曲解，未免因人废言。《柏版通鉴》很忠于史料，柏杨不同意司马光的，只是史观。王先生想批判《柏杨版通鉴》，先读它一两册，亦不嫌迟。

    讲到武断，我也忍不住批评柏杨先生。前几年柏杨在蒙特利公园演讲，一位听众问他对琼瑶女士作品的看法。柏老说他从未读过琼瑶的作品，言下颇有不屑之意。虽然很多人说琼瑶笔下缺少创意，不能算一流家。但她的读者如此之多，我若处在柏老的地位，对她的作品至少也会细读两篇，看看奥妙何在。

    王文中有一点本人颇有同感。就是柏杨恢复自由身已很久了，不应还老在人前人后提“九年二十六天”。柏老的冤狱，我们同时代的人都是见证，也会永远记住。不过站在一个柏迷的立场，个人倒自私的宁愿柏老忘却那些苦难的岁月，使他灵台清明，观察更客观，思想更进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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