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计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但他们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其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王明关系较好。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因他在东北呆不住，转到上海，被项英聘为军事顾问），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零年八月组建红一方面军之后，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两军团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即率红四师、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执行收复闽西被国民党十九路军侵占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红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治委员）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的第三零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七月四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七月六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流清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七月八日，卢兴邦派第一五六旅旅长张兴隆率第三零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根据原定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

    七月九日，敌一五六旅旅长张兴隆与第三零九团团长卢胜斌（卢兴邦之子）率部到达延祥石狮岭，进入我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全敌敌人这个团，毙敌旅长张兴隆，俘敌团长卢胜斌，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重镇——嵩溪；宁化独立第七师进占清流西北的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等地，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泉上敌军的联系，对清流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与此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第三零七团第二营，解放了归化县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七月十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七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四百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在东方军主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连城敌人之间的联系，七月十日，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进占上堡。七月十四日，敌盘踞清流的卢兴邦部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逃跑，我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逃敌未获。十五日，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宁化独立第七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县城；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红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于昨晚挖通了直达土堡围墙的地道，把装满土硝的三个棺材推进到围墙底下，引爆了土硝，把围墙炸开一个大缺口，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土堡与敌巷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计毙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九百余人。捉获宁化新旧县长二人以及泉上周围各县逃亡地主恶霸和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缴获步枪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驳壳枪六十支，现款万元及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了人闽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干七月二十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代主席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活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正确和英明，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虽然各部队都很积极主动地去开展群众工作，但他们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被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分兵力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准备待机收复。

    当时十九路军的第六十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第七十八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及四堡周围；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则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区寿年师是这次进犯我闽西苏区的先头主力师，辖两个旅、六个团，师部还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该师全系德国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数第一流的军队，战斗力较强，又据守着连城强固的野战工事，确是易守难攻。但项英全然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命令东方军当即攻取连城，并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给东方军划定了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

    那时正值七、八月天气，闽西天热如焚。彭德怀为弄清敌情，亲自带领侦察排到第一线侦察了一天，发现按项英的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连攻击点也找不到，实在无法完成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距离连城东南约七十华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的第四六七团大部，另以该团之第二营（黄康营）驻守离莒溪西北二十华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如果我军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给前线指挥员一点机动权，谁也不允许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滕代远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实事求是地将情况电告朱、周转报项英，要求改变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争论，才获得批准。

    七月二十八日，我东方军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守敌；红五师和红三十四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三十日，我军向朋口连续发起攻击。朋口守敌黄康营虽只有四个连的兵力，但占据险要地势，工事坚固，我军攻打一天，伤亡不小，未能攻下。傍晚，部队撤出战斗，彭德怀召集军事民主会，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教导营也讨论得十分热烈，大家献计献策，大多认为应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优势，进行夜袭。彭老总采纳多数同志的意见，当晚采取夜袭，终于在天亮前攻克朋口，全歼守敌。

    连城守敌区寿年闻朋口、莒溪告急，速派第四六六团钟经瑞部前往增援。我红五师第十三团早于二十九日清晨就抢占了朋口东侧的贵仞山。三十一日拂晓，连城援敌赶到贵仞山前，企图争夺这个制高点。红十三团立即以一营迂回敌后，猛烈夹击，歼灭援敌大部，敌团长钟经瑞率残部向连城方向逃窜。与此同时，我红四师、十九师等部也设伏歼灭了企图增援朋口的茗溪守敌第四六七团两个营，俘虏敌团长丁荣光，乘胜占领莒溪。

    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五师、十九师、三十四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红三军团各级部队授军旗；彭德怀军团长和政治部袁国平主任先后讲了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为庄严的军旗增添光采。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区寿年得悉其第四六六、四六七团全部被歼，急电请示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师被我全歼，八月二日即电令区师放弃连城撤至永安，并令驻闽中之六十一师毛维寿部派出一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师撤退。八月三日，区师尚存的四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刚撤出连城县城到姑田镇，我东方军红四师、十九师、三十四师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一阵猛打猛冲，区师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我军乘胜追击。中午，逃敌至小陶用餐，我追击部队又赶到，敌丢下饭碗怆惶逃命，我军再歼区师一个团，打得敌人惊恐万状、草本皆兵，一昼夜狂奔一百七十里，于次日晨逃进永安城，狼狈不堪。敌师长区寿年沮丧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尤其撤退时之混乱，更令人痛心疾首。”

    敌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我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我东方军共消灭敌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俘敌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二人，缴枪二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震动极大。这是七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该军认识到反共只有自取灭亡，也是以后该军政治上从“反蒋反共抗日”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白沙、大洋坝等老苏区，并乘胜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泰宁等新苏区，赤化地域五六百里，使闽北、闽西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东方军利用这个时机在连城地区进行十天整训，补充兵员，调整充实干部，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周恩来总政委盛赞东方军“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把十九路军的七十八师追得溃不成军了，这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纪录，我们应向全体东方军的战士致热烈的敬礼！”八月八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致电东方军，热烈祝贺东方军“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表现我工农红军已更加壮健，更加无敌。”相信英勇的东方军一定会“奋发更大的勇气，向前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更光荣的胜利。”

    连城的十天整训本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好时机，但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只让部分地方部队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仍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八月十三日即电令主力部队立即北上进攻洋口、延平（今南平）。所以在闽西占领的地区虽然不小，已有八九个县，但都似猴子摘苞米，摘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

    八月十六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即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我们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归化到沙县境内，解放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攻占了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击溃蒋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团，缴获机枪四挺，火轮三艘，食盐十五万斤和大量其他军用品，并筹款十万元。接着，东方军的红四师、五师、十九师又将顺昌、延平隔断并围攻两城。红六师（原兴国模范师）及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也从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围将乐县城。此时，第一方面军指挥部已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抵达泰宁县城组织指挥。至此，刘和鼎之五十六师即被我分割包围，如惊弓之鸟，在延平一面拚命加固工事，一面不断向十九路军发出求援急电。

    东方军为发动新区群众支援红军作战，不顾“左”倾错误领导者规定的条条框框，要求各部队抓紧时机深入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适时提出了“要饭吃，要屋住，要工作，要自由”等符合群众实际利益的口号，帮助群众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党、团反帝大同盟，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广大劳苦大众热烈支援红军，四天内就有五百多人参加红军。东方军出色的政治工作成绩赢得了方面军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赞赏，《红星报》以《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在争取新区赤化和扩大红军方面，东方军写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模范”，并号召把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

    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怀亲临顺昌城外观察地形，了解到顺昌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面可以进攻，而北面炮楼却很坚固，砖厚楼高，不易接近，且城外二、三十里房屋极少，不便于进行坑道作业接近爆破。同时，据侦察员报告，将乐县城也是三面环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以凭险扼守；延平这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根据这三座县城的地形和敌我态势，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决定仍坚持采用“围城打援”的方针，加紧佯攻延平，把水口、沙县十九路军这条大鱼钓出来，消灭增援之敌。

    可是，当时十九路军蔡廷锴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益尖锐，蔡廷锴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增援延平刘和鼎部。我东方军在洋口、峡阳等地多次欲诱敌深入，歼灭其增援部队均未能实现；我国攻将乐、顺昌的部队又久攻不克，所以整个战局自八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八月底，蔡廷锴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才开始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令第六十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县向沙县集中，他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两岸地区，小心翼翼地向延平方向接近。九月三日，我东方军一部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准备截击援敌，行至夏道镇北岸时，俘敌前卫排，从审俘中得知敌人分乘数艘汽轮，拖着十几条木船到夏道码头，有的上岸做饭，有的还在船上。彭德怀、滕代远听汇报后，即令红四师第十团从上游渡江，红五师第十三团一部就地渡江合击敌人。渡江部队迅速抢占对岸山头，然后两岸部队以机枪、迫击炮猛烈夹击，消灭敌人一个营，余部向水口奔逃。我红四师乘胜追击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击溃敌两个营。这一仗我军缴获重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汽车二辆，汽轮八艘，子弹四轮船，食盐七万斤。

    这时已到九月中旬，东方军又转到延平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当时敌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已经进驻沙县，企图以部分兵力先占西芹，掩护其主力继续增援延平，我东方军闻讯即令红五师第十三团连夜出发，截击来敌。九月十八日晨，与敌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郑为辑部及七十八师一个营、五十二师一个营共五个营在木芹山遭遇。木芹山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木芹山主峰。敌人也拚命争夺主峰，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在我红色战士勇猛冲杀下，敌人溃不成军，一批批缴枪投降，我军乘胜直追数十里。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全部就歼。此次战斗，红十三团创造了以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个团的新战绩，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士气十分高昂，热烈欢庆胜利；苏区群众听到捷报，个个喜气洋洋。

    一九三三年秋，正当东方军频繁作战、连续取胜的时候，“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不仅在军事上继续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也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子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阶级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临时中央，说明前线这些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线路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原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后因支援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调归前总直接指挥离开黎川，当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周浑元军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黎川城内只剩下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根本不体察实情，为了在军队中反“罗明路线”的需要，硬是给闽赣军区肖劲光司令员加上所谓“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拘捕交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进行公审，判处五年徒刑（“遵义会议”上已澄清是非，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就是这样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在江西也开展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自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顺冒险主义”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分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已由南城、硝石向我黎川发动进攻，形势十分严峻。

    恰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正准备发动福建事变，主动派人与我东方军进行谈判，联合反蒋抗日。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十九路军的支持，顿时陷于孤立，这个新的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震惊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虑东方军在闽北正值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向无敌人堡垒区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急令东方军立即从将乐、顺昌北上就敌，企图收复黎川，与敌在抗河会战。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十月四日，作为东方军主力的红三军团只好从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进。十月六日，当三军团行军到达洵口地区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三天激战，消灭了敌军第六师赵观涛部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个营），生俘敌旅长葛钟山，缴枪一千多支，迫击炮二门。当时，敌第十八旅残存的一个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势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待困死之敌被歼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中心。当我军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向，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向硝石增援企图夹击我军。我军连续攻击硝石五天不克，处境日益危急，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继续进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敌军四个师已由南城东援，进抵硝石，中革军委鉴于东方军已处于敌人包围的威胁之下，才复电允许三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十月中旬，敌人为打通黎川与硝石的交通，以北路军第三路军第七纵队薛岳部四个师由硝石附近进抵潭头市；第八纵队周浑元部两个师又一个旅，由黎川附近进到资溪桥。这样敌人在十公里距离内集中了近七个师的兵力，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前去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中革军委无视敌情这一重大变化，十月十八日，调集第一、三、五军团等部队，要求插到敌人堡垒地带间隙中去，在资溪桥附近与敌决战，以求牵动敌人到堡垒外战斗而消灭之。

    彭德怀、滕代远奉命指挥这次决战。他们遵照中革军委十月二十一日的作战命令，以红五军团为主力，向资溪桥和潭头市发起攻击，力图牵动敌人；同时，将红三军团部署在石峡、洵口之线；一军团集结在湖坊地区，准备在敌人被牵动时对其猛烈突击，歼灭敌人。可是，薛、周两敌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我军对敌攻击了四天，既未能牵动敌人，也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而我军主力部队却摆在敌人堡垒周围，白天遭敌机轰炸，晚上露天宿营，疲惫不堪。二十六日，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当我军在资溪桥地区进行消耗战时，彭德怀、滕代远鉴于在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下，部队反“围剿”战斗步步被动的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内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敌运动中将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减少。因此，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首先消灭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当前，在敌人碉堡林立、工事相当坚固的情况下，我军切忌将主力部队摆在敌垒周围。彭、滕还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封锁扰敌，截敌捉敌，夜间袭敌，使所有男女、老少都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机动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消灭敌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后，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意见。但是犯“左”倾错误的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十月二十七日，项英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不久，滕代远被调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在福建的部队没有主力的支撑，发挥不了作用，无法打击、歼灭陷于孤立的军阀刘和鼎、卢兴邦部队，而三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资溪桥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琅玕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在根据地之外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又不敢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各个歼灭，而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战法。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广昌至泰宁一百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企图以此消耗敌人的力量，阻止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斥异己的政策，于十一月二十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宁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把“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说明，东方军对十九路军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鼐、蔡廷锴害怕十九路军被消灭，于九月二十二日亲自写信并派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接待了陈公培并向他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我军愿意在我党提出的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日。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翌日，彭德怀、滕代远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答复他们：“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恶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彭、滕还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彭、滕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汇报双方谈判的情况。二十五日，苏区中央局电示朱、周、彭、滕，提出军事方面：“十九路军应撤退水口、尤溪口之线”，划延平、沙县为“缓冲区”，当我军在必要时对刘和鼎、卢兴邦、周志群等非十九路军部队“进行军事行动时，十九路军应取善意中立的态度。”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可声明当蒋介石进扰福建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滕代远的回信后十分高兴，随即又派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对十九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蒋、蔡、陈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与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举事后不久，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随即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十九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鉴于这种新的形势，为了不失时机，十一月二十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总政委转临时中央，建议留第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一、三、七、九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临时中央当然不会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19页）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宁、沪、杭敌人的根本重地，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均未被采纳，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十二月初，蒋介石害怕红军主力入闽支援十九路军抗击蒋军，急派第八纵队向黎川东南进攻，目的是占领我闽赣边界的苏区，隔断江西主力红军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侧翼的安全。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得悉敌第八纵队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闽赣交界的德胜关推进，彭德怀预先将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团村以东之长丰源、大原附近，待敌进至我伏击圈时，一声令下，我主力部队同时猛烈地突入敌阵，敌军大乱，向黎川城内逃窜。我方四个师共约一万二千余人，击溃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战斗虽获胜利，但歼敌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战。这一仗，从战略上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实际意义并不大。据彭德怀同志以后回忆：“如果当时一军团在，我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福建事变后，我红军未积极主动支援十九路军，而阴险狡猾的蒋介石却看准了这个时机，在团村战斗之后，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由江西沿光泽、邵武、顺昌一线进入福建，并从宁、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浙江进入福建，集中力量先对十九路军实行全面进攻，使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三十六师自抚州出发，到金溪停留两天，准备粮食，并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五天的粮食，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准备对付红军的袭击。自金溪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岭，坑深路险，敌人行军二十天，天天提心吊胆，对红军十分害怕，但红军始终未拦腰截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之后，蒋军嫡系第十师、八十三师又沿着三十六师的行进路线到达顺昌，红军也同样未予袭击。这样好的歼敌战机都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丧失了。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部队逼近延平，并以狂轰滥炸威胁十九路军官兵，用金钱、地位收买十九路军中一些将领，加剧了十九路军的内部分化，有的部队自行溃散，有的部队投降叛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继续建议组织部队入闽援助十九路军。这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恐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会加紧对我进行“围剿”。因此，他们为了掩护在闽西的红三十四师和福建苏区，并吸收被蒋军打垮的十九路军的士兵到红军中来，一方面按《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派张云逸到福州与十九路军领导人联络，一方面再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但这时援助十九路军已为时太晚。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遇事不是主观武断，就是优柔寡断，而且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一份很不精确的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一门炮、一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因为他不了解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往往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对此十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电称：“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使部队运转增加困难。请在相当范围给予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才为东方军和其他部队争取了一些主动权。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军团指挥机关奉命回师福建建宁，红四师、五师、六师亦于二十七日先后到达江西广昌的头陂集结。同时，军委令七军团指挥机关与红十九师指挥机关集中福建泰宁进行整编，合并为七军团，并将红三十四师划归七军团建制，全部拨归东方军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东方军编组就绪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一月四日，三军团各师由头陂一带出发，经安远、泉上、归化、夏阳，于一月十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也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一月十一日，东方军开始包围沙县城。此时，蒋介石慌忙派其主力第四师由延平前来增援，我东方军红四师马上奔赴青州附近迎击敌人，将该师击溃，毙敌团长二人，营长四人，毙伤敌军二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

    打沙县是一次攻坚战。沙县城墙很厚，守敌新编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严密，火力很强。我军决定爆破攻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亲自部署并指挥工兵连挖坑道。彭德怀还亲手教战士们用土硝、硫磺等配制好炸药，又带领战士们潜伏到城墙附近运送炸药进入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一声巨响，把西门城墙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趁势冲进城内，勇猛冲杀，到早上七点钟沙县城就被我占领，守敌全部被歼，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及师直属队，毙伤敌军七百余人，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步、机枪一千四百余支（挺），火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余发，炮弹二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我军攻占沙县的当天，马上利用缴获的敌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蒋军指挥部空投弹药、物资增援。果真第二、三天，蒋军连续派飞机空投了大量弹药和钞票，均为我缴获。同时，我军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卢兴邦的一个兵工厂。红军战士边忙着运送缴获的物资和兵工厂的机器，边兴高采烈地唱起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编的《打沙县》战歌：“红军向东行，围攻沙县城，积极进攻敌人！沙县有个卢兴邦，两团残兵守孤城，哎嘿哟！工农红军真英勇，坚决夺取沙县城，干净消灭两团兵”个个眉飞色舞，笑声朗朗，这歌声笑语冲开了萦绕在沙县上空的硝烟，驱散了压抑在人们心头的闷气，使整个沙县城更充满着胜利的欢乐。这次缴获的兵工厂机器搬回瑞金后，为部队修好了不少武器，翻造了大批子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时，敌人有两个纵队已向我泰宁、建宁方向运动，似有袭取我建、泰的意图，因此，一月二十五日彭、杨即令红四师以三天半至四天的行程先赶回泰宁，配合一、九军团阻击南进之敌；一月三十日，红五师、六师亦撤回归化待机，仅留下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驻守沙县。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东方军红六师攻克将乐县城，十一日西撤泰宁待机。二月十八日，为阻击进犯中央苏区之敌，三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准备投入反“围剿”新的战斗。至此，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了。

    但是，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对于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迅速击败十九路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失败。

    一九三四年四月，蒋介石回过头来，又重新布置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被全部葬送了。但是东方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呕心沥血卓越指挥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赞颂。东方军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蒋介石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仍然不吸取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也不总结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及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在反“围剿”的部署上继续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忽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的特点，坚持他们提出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口号。在军事战略上，当第一阶段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又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也不敢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而采取的堡垒对堡垒、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就以一九三四年八月的高虎脑、万年亭两次战斗来说，当时我红三军团扼守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亲临一线视察阵地，特抽调我们教导营有野战经验的干部去参加修筑防御工事，把工事构筑得十分坚固。战斗发起后，守备部队指战员虽然据险顽强抗击敌人，给予敌人很大的杀伤，但再坚固的工事也抗不住敌人飞机、重炮的连续轰击和六个师兵力的轮番攻击，工事都先后被打塌，最后不得不撤出阵地。高虎脑战斗，敌人攻占我军不到三千米水平距离的地区，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死伤兵员约三千人，其中团以上军官五人，伤亡数倍于我军。在我军说来，可以算是一个胜仗。但我军伤亡也很大，阵地也没有守住。

    由此可见，当时敌人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政权，动用五十万军队“围剿”，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而我中央苏区只有二十一个县，中央红军只有十几万，加上赤卫队才近二十万人，武器、弹药则更不如敌人。总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拚消耗、打阵地战，正暴露了我之短处，发扬了敌之长处。虽然我英勇的中央红军给了敌人以不少打击，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完全陷于被动，不能自主地消灭敌人。战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我不利，最后只剩下一条路，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被迫长征。

    回顾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这段历史，我深深地感到：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深刻教训，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九八五年夏，中共宁化且委和县人民政府要求我为东方军入闽和宁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五周年题词。我有感于东方军的经验教训，挥笔写下了一首《忆东方军入闽并贺宁化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五周年》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