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这一论述，精辟而又透彻地阐明了二者的关系。

    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广大教职学员把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学习的重要一课，作为检验每一个同志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成果的重要标准。抗大第一期第一科的学员都是红军团以上的高级干部。他们从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县城时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清除牛屎马粪、垃圾杂草，垒墙填坑，把老百姓作为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清理干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编条草帘作门窗，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和课堂，为以后各期学员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榜样。第三期开学以后，各地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为了解决校舍拥挤的因难，校首长号召全校教职学员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建筑新校舍。十月二十二日，从校首长到全体教职学员，一千多人总动员，扛着镢头、圆锹，浩浩荡荡地开上凤凰山工地，同心协力开挖窑洞，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就沿山坡挖成了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超额二十五个完成了任务。窑洞建筑得很好，有土炕、写字台，侗口安有门窗，窗户木棂糊上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袭。窑洞建成后，大家又动手修筑了一条三千多公尺长的盘出“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方便。当时，我们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若玉带，缠绕其间；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挖窑洞作校舍的创举非常赞赏，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时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总结了经验，并给予一百多名在劳动中表现突出的同志以奖励，我也受到了物质奖励。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这次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同时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抗大政治部编《我们的伟大事业》第21期）事实证明，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不仅解决了缺少校舍的燃眉之急，而且对全体教职学员尤其对知识青年是一次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传统教育和实际的劳动锻炼，影响十分深远。

    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造成我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抗大师生都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们当中有不少知识青年是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脱离优裕的家庭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穷地瘠的根据地来的。他们脱掉皮鞋穿草鞋，换下西装着戎着，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扫荡”最困难时，甚至还靠野菜、野果、榆树皮果腹充饥，仍然心甘情愿。总校和我们第二分校以及第六、第七等分校在敌后办学时，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都曾开展过背粮运动，从驻地翻山越岭走几十公里甚至二百公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还要带三四天的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放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三四十公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二三十公斤。有时在背粮途中与敌人遭遇，还要进行战斗，有的同志为掩护背粮队伍而英勇献身；有的同志带病坚持背粮而长眠于背粮途中。背粮如此艰难，但抗大教职学员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踊跃参加，一路之上互相竞赛，互相帮助。有时遇上大雨、风雪，山路泥泞，一个个跌跌撞撞，有的连人带粮滚下山坡，到家都成了泥猴，还是乐呵呵的，好象凯旋的战士。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和一些有条件的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生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一九三九年春天，总校开展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五千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这支开荒大军中特别让人钦佩的是女生队的同志。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当时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曾经撰文盛赞这种革命精神。他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富裕的家庭与舒适的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这段生动的描写，确实是当年我们开荒突击运动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零年，我们第二分校响应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号召，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种菜一千五百多亩，养猪三百头、羊六百只，还植树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五棵，改善了生活，减少了人民的负担。抗大总校于一九四四年春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垦七千四百三十一亩生荒地，同时，利用驻地周围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饲养猪、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仅养猪就达一千一百七十四头，平均约五人一头猪，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给。此外，学校还开办酒精厂、畜牧场、豆腐坊、铁木工厂、缝衣厂、印刷厂，组织开挖小煤井，并进行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造粉笔、肥皂，编筐子，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据统计，全校在十个月劳动中共创造财富四忆七千六百多万元（边币），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不仅克服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起艰苦朴素的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