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丑恶的事实屠杀美丽的假说，是科学的最大悲剧。

    ——赫胥黎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爱因斯坦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许多极其不幸而令人沉思的悲剧：新思想或新学说受到压制，科学家为坚持科学真理而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献出生命，假科学、伪科学在科学界兴盛一时。

    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可谓是预示近代科学革命来临的第一声春雷。德国诗人歌德曾经满腔热情地赞美说：“哥白尼地动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相比。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天翻地覆地把人类的意识倒转来过。因为若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诗的歌颂，宗教的故事呢？”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未公开出版时，罗马教会似乎还没有觉察到这个学说的革命性。1533年，教皇的秘书曾在梵蒂冈的花园里向教皇和红衣主教们讲解日心说，三年后红衣主教谢堡还劝哥白尼出版著作。可是，尽管哥白尼并不宣称他的学说同神学相违，尽管经办《天体运行论》出版工作的奥西安德尔背着哥白尼写了一篇序言，称哥白尼学说仅仅为一种“奇怪的假说”，但这个学说本身的革命性是无法掩饰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没有多长时间，嗅觉不很灵敏的教会人士，也从这本书中嗅出“异端”的气味来，于是该书很快就被教会宣布为禁书，“日心说”也随之被宣布为禁说。

    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极力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学说，倡导宇宙无限、世界无数的思想。他认为太阳不再是“宇宙之心”、“宇宙的主宰”，而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在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他到处演讲，宣传这些思想。布鲁诺的学说和行为使得保守势力震惊，激怒了教会。1592年他被骗回到他的故乡威尼斯，被捕入狱，受到残酷折磨达八年之久，但他宁死不屈。法庭1599年10月21日的档案中写道：“布鲁诺宣布，他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反悔的事情。”布鲁诺被判处火刑。1600年2月17日，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一天。这一天，一个宏亮的声音震撼了那个丑恶的世界：“你们宣读判词，比我听判词还要感到害怕。”“后世来人将会理解我！”熊熊烈火虽然夺去了这位科学家的肉体，但他的英魂，他寻求真理的精神，却永驻人们的心间。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运用他发明的望远镜揭开了星际天体的奥秘。他大胆地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并于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一巨著。后来这本书被视为禁书。伽利略两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在教会的严酷胁迫下，不得不在别人代他拟就的悔罪书上签字，最后被判为终生监禁。但他在自己晚年时还对自己说：“真理是不可能被压倒的。”“没有任何人的法律能埋葬真理。”伽利略的朋友、后来成为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可以用酷刑迫使伽利略认罪，但无法抹掉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思想光辉。这位教皇在1624年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木星的光芒在天空中闪耀，地球上的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伽利略。”直到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才公开承认过去对伽利略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次年，一个由杨振宁、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重新审理了“伽利略案件”，为伽利略平反昭雪。这先后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由此看出宗教神学对科学的扭曲和压制之严重程度。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是吗？意大利，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却成了残害文艺复兴运动继承者的屠场；这个近代科学诞生的摇篮，转眼间却成了近代科学家蒙受磨难的万丈深渊。

    有时政治对科学的伤害同样无情和残酷，这种现象在本世纪达到高峰。前苏联从30年代至60年代出现的李森科现象，可谓是对当时苏联生物科学的一场浩劫。李森科对生物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运用政治手法，依仗前苏联的统治者（如斯大林及后来的赫鲁晓夫）的权势，将宣传孟德小-摩尔根学说的许多遗传学家说成是反动的、不爱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结果大批生物学家遭逮捕，或流放（有的科学家在流放中默默无闻地死去），或被判为死刑。譬如，马克西莫夫因对李森科的错误的生物理论作详细批判而被流放。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因批评李森科的行为而被捕，判为死刑，罪名是属右派阴谋集团、英国间谍、在农业中有破坏活动等；后来他的死刑被减为十年监禁。不过瓦维洛夫在监狱里只活了一年多，于1943年1月26日含冤而死。在李森科现象出现后，致使一度领先（在30年代）的前苏联生物学界大大落后于美国（在60年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对此说过：“处死瓦维洛夫后，孟德尔遗传学被恢复了名誉。但党仍然持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可以发表；什么是伪科学，应该惩处的权力。”

    在本世纪初的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虽然是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却极力反对甚至压制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的杰出科学理论——相对论，攻击和迫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劳厄。更使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们成为德国法西斯的纳粹分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与纳粹精神结合在一起给科学所带来的损害，是其它破坏力量所无法比拟的。这可谓科学的最大悲剧！这种悲剧究竟由什么造成？是科学精神的无能为力，还是人性的弱点所致？

    科学中的不幸除了受神学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另一种就是由科学本身的弱点造成的一些悲剧。

    1900年，三位科学家——荷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德佛里斯，德国植物学家柯灵斯，奥地利植物学家丘歇马克——在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同时相遇。他们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发现遗传学规律。他们在查阅以前的科学杂志后又发现，在35年前的一本无名杂志上刊载着孟德尔发表的关于这一遗传学规律的论文。此后，他们三人都作出诚恳的决定，不把这一发现归于自己，而作为孟德尔发现的新证明。这成为科学史上的美谈。但令人不解的是，孟德尔的理论成果为什么得不到即时的确认和接受？这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吗？

    孟德尔是奥地利遗传学家，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就曾经发表一篇《一种有害的昆虫——豌豆蟓》的学术论文。1856年他开始进行豌豆试验，结果发现遗传学中的“分离规律”，并提出遗传因子假说。在此基础上他又总结出“自由组合规律”。1865年孟德尔在布尔诺自然科学协会的会议上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但却无人问津。他的研究论文在一家地方的小杂志上发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默无闻地沉睡了35年，直到1900年才在科学界得到广泛的承认。1910年，世界各国150多名学者捐助及募捐，在布尔诺为孟德尔建了一座纪念碑，以寄托后来人的哀思。但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归入捷克版土的孟德尔家乡受到前苏联李森科现象的强烈冲击，孟德尔塑像被推倒了。这真是不幸中的不幸！对于孟德尔的不幸人们的确只有哀思。孟德尔终生未娶，生活上孤独寂寞，学术上怀才不遇。人们只将他视为一位仁慈的修道院主教或院长，而不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他的晚年又重病缠身。1884年1月4日，当修女整理孟德尔的床褥时发现他已坐在沙发上去世了。

    在本世纪，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遭受同样命运的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

    魏格纳是德国一位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和探险家。这天，他因患病静卧在床上，而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他不由自主地凝视着这张地图。看！巴西的亚马逊河口突出的大陆似乎恰好能填进非洲的几内亚湾；而沿北美的东海岸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凹形地带，却能镶嵌欧洲西海岸到非洲海岸的凸形大陆。哎呀！它们拼合在一起不是一块完整的大陆吗？为什么大西洋两岸大陆的弯曲形态如此相似？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原先整块大陆分离成了几处呢？这些都在魏格纳的脑海中形成强烈的记号。经过一番深入的研究和考证，魏格纳于1912年在法兰克福城的地质协会上发表题为《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上论地壳轮廓的生成》的演说，第一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后他又作了一次演讲。经过几年的研究他终于完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地质学专著《海陆的起源》。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阐发了大陆漂移说。但魏格纳当时不是地理方面的专家，他的学说立即引起了许多地质学家的攻击，于是很快被压制下去。到20年代末，魏格纳的学说又在地质学界掀起了一场论战。1928年，14位地质学专家在纽约举行一次讨论会，7票赞成7票反对，最后因势均力敌而未做定论。此后传统的地质学派抓住大陆漂移说的某些细节问题，极力批判和攻击，致使该假说又一次沉沦下去。但魏格纳坚信自己学说的正确性，为此他和他的探险队抵达格陵兰，以获取该学说的证据，但不幸的是冰雪覆盖的极地世界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即使如此，大陆漂移说仍旧处在沉默之中。科学界虽然聚集了大批的科学家、思想家及丰富的优秀文化成果，但有时竟变得如此之冷若冰霜、毫无感情！

    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中说得好：“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子女。”具有科学真理性的理论虽然有可能销声匿迹，但其活力仍然潜藏着；一旦得到新证据的支持或时机成熟，它会复兴，以新的面貌重新登上科学的舞台。而一些假科学的东西将在一系列证据面前从科学舞台上消失！

    面对如此之多的科学悲剧，我们决不能以事物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经受曲折的道理来默许科学悲剧的发生。正确的态度应是，审视一下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证明的机制，包括验证、评价、确认等，是否健全和完善？上面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就在于科学证明与评价的机理不健全。当一种新理论或新思想产生时，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一系列步骤、方法、手段来对其作出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将其正确地归入科学的殿堂，或排除到假科学之列？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科学评价的机制及原理。正确的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中所必需的，它与科学发现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当然有些科学悲剧也并非通过科学性的评价能消除或避免的。譬如，有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虽得世人普遍的尊重、狂热的崇拜和至高无上的荣誉，但科学悲剧的种子往往就埋藏其中。

    近代大科学家牛顿在晚年对宗教神学虔诚信仰。他以为世界是在创世主——上帝“直接插手”下的“第一次推动”后运转起来的。他力图自觉地运用科学成果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和耐心献给神学。他把自己尽到这种职责视为最大的幸福。这种行为在当时不可避免，并为人们接受，甚至影响了以后整个的科学界。这些无疑是可悲的。

    爱因斯坦的前半生，重大科学成果接踵而至，但他后半生却置身于量子力学的洪流之外，力图建立统一场论，结果智力上屡遭挫折，竭尽精力、绞尽脑汁而毫无成效，几十年在创新秀林之外冷冷清清。这可谓爱因斯坦悲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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