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宵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阴部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像“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赤裸地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性欲。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中共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性欲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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