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面换，生于1927年5月29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43年的4月的一天，刘面换被日本兵用绳子捆着带进据点，一个月后被折磨得不能坐和走动，全身浮肿，被家人赎回治病。因害怕再次被抓，病好后躲到山里，一直到日军撤退。

    坐落在太行山脉深处的羊泉村，静谧而安详。这个用碎石块垒砌而才成的古朴的小村庄，依山而坐，如一位皓首虬髯的老人。

    刘面换坐在炕上，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自家的整个院子。院子的一边满是残垣断壁，这是60多年前日本人轰炸留下的废墟。刘面换一直保留着这些废墟，或者说刘面换一直没法清除掉这些废墟，它还是当年刚刚被炸时的样子，就像此时正盘腿坐在炕上的刘面换，还是坐在当年被抓时的那个位置，还是被抓走前的那个姿势。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似乎都没有变化，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又都已经变化，当年那个16岁的黄花闺女，如今已成身心沧桑年愈古稀的老人。

    夕阳撒在碎石砌成的农舍还有村道上，给羊泉村涂了一层血样的光芒。刘面换领着我一边在村中走着，一边说着，似乎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字，或者是一声呼喊，它永远记录着那段日子。

    村子脚下的小溪仍在潺潺地流着，溪水的两岸笼罩着一层雾样的暮霭。整个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黑色记忆，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里面走着。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仍在流血的伤口，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这里擦拭着。

    1995年，刘面换老人已正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她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侵华日军在她身上犯下的罪行向她公开谢罪和给予赔偿。

    1943年4月的一天，家里忽然闯进来四个日本兵和三个伪军，他们要我到村外边的场院上去开会，我没有出去，他们就把我胳膊反扭住，扭着就往村外走。我被抓到村口时，看见还有本村的另两位姑娘，也被抓来了。一个叫冯壮香，她在1994年去世了。另一个是本村的新媳妇刘二荷，她也在1990年去世了。

    我和冯壮香、刘二荷都被日军用绳子拴着连在一起，防止我们逃跑。到进圭据点有30里地远，我们脚小走不动，日本兵就用大枪的枪托打。骂声不断，催我们快走，跟上队伍。从早上一直到中午过后才走到进圭。到了进圭日本兵带我们到一个院子里。这时，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队长的日军小队长和几个日本兵来到我们面前。他让我们依次站好，毛驴队长看了一会儿，对着我一笑说：“花姑娘，好。”到了晚上，我被从屋子里带出来，说是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去，他们没有直接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而是把我先带到了另一个房子，用枪指着让我脱下裤子，他们把我轮奸了之后，才将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在毛驴小队长的屋子里住了一夜，毛驴小队长强奸了我好多次。那年，我刚刚15岁，忍着痛，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关押我们的房子里。

    当时我非常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房子里一个人哭，也没有人和我说话。到了晚上晚饭刚过，就来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又把我强奸了，这个刚刚走，后面跟着就又来了一个……。就这样，这天晚上，共来了8个日军强奸了我，我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哭，大声地喊，日本兵不让我哭也不让喊。把我的嘴用手捂住。我要挣扎，他们就打我。到了白天，也有日军到我的房子里，强奸我，不顺从，就打，举起大枪就打，把我胳膊打成重伤，不能再挣扎，不能再推他们。这条胳膊一直疼了很长时间，现在一条长一条短，不能劳动。就这样，我在一个多月以后，就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了，全身浮肿，不成人形。

    我父亲在家中坐卧不宁，我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女。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进圭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父亲更加着急，尤其听说我病重，他就越急。他找亲戚走关系，找到能靠近日本人的维持会的主事，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回到家中，把家中所有积蓄和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我回到家里，全身不能动弹。每天坐在炕上，全靠父母照顾，父亲四处为我请医生买药。一直到几个月以后，我的身体才有所复原。我的身体刚好，就有密探告诉了日军，日军就又来抓我，家里得知消息后，就把我藏起来，后来又躲到山里去，我不敢回村，一直到日军撤退才回来。

    我20岁的时候结婚，因为受到日军糟蹋的原因，我嫁了一位死了老婆的老头，现在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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