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雷雨》的同时，曹禺也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他选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关于易卜生的论文，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但是，他并没有把写论文看得那么重要，显然也没有像写《雷雨》那么下苦功夫。他说，他主要参考了肖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是用英文写的。就这样，结束了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业。
毕业前夕，又面临着抉择。他是很想出国深造的，清华每年都有公费留美考试，这当然是一些佼佼者竞争的阵地。他考了，但是没有考取。于是，便考清华研究院。这次，倒没有费劲，一考便考取了。在清华，人们把研究院看成是养老院，虽说每月有３０块钱的生活费，真要是肯沉下心来做学问，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对曹禺来说，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耐心钻到故纸堆里搞研究呢？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到保定去教中学，那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每月大洋２４０元。他去了，只教了两个月，便因拉痢疾跑回北平了。
在北平法国医院治病的日子里，郑秀经常来医院照顾他，他的老同学杨善荃也来看望他。他是不想再回保定去了。１９３３年９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了。他和郑振铎、靳以正在筹办着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先是住在沈从文家里，不久，便在三座门１４号找到一个僻静的小院，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三间房子，靳以和巴金各住在两边的耳房里，中间的一个房子便成为接待客人和办公的地方。
不久，三座门１４号就成了一个作家聚会的地方。因为曹禺和靳以的关系，他也常去三座门１４号，他说：“我在学校没事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①此外，还有陆孝曾、郑振铎、谢冰心等人。
他把《雷雨》早就放到脑后了。“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②那时，巴金和曹禺并不熟悉，只是见过面罢了。但是，一当阅读这部稿子，就为它所吸引了。巴金回忆说：“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就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②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萧乾曾这样说：“３０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子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尊敬和爱护很自然就形成一种师徒关系。……当时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①就这样，曹禺怀着对巴金的尊敬而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总是默默地无私地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献出自己的心血，这在他已习以为常了。
这里顺便提到陆孝曾，他是曹禺的同学陆以洪的侄子，也在《文学季刊》里帮忙。严格说，他不是编辑，他打杂，跑稿子，跑印刷，跑发行，埋头地工作。他也曾给曹禺以鼓励和督促，所以，在《雷雨·序》中，曹禺除感谢巴金、靳以外，就感谢着陆孝曾。
在曹禺得知《雷雨》发表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欢愉的。他自己，或同郑秀一道常去三座门大街１４号，曹愚和靳以常去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叙岩，还有小翠花的戏。杨小楼的《盗御马》、《长坂坡》，使他们陶醉。看完戏出来，就在戏院门口旁边的小摊上，买烧饼夹羊肉吃，觉得是最好的美食了。
连曹禺也未曾料到《雷雨》发表之后的命运。一部作品发表自然使作者感到愉悦，像、诗歌，都是供人阅读的，或有人欢迎或无人问津，似乎它的反响并不见得格外引起作者的关心。剧本就不同了，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不能化为舞台形象，那未免有些悲哀和寂寞。曹禺写《雷雨》时，就想到如果剧本不能演出，也能供人们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然，他更希望有人来演。
从１９３４年７月《雷雨》发表，过去将近一年了，突然，从日本传来在东京演出《雷雨》的消息。当时，在日本有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他们看过《雷雨》，深深为之感动了，带着《文学季刊》一起去茅崎海滨，找正在那里度假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杜宣酷爱戏剧，而且是个左翼文学青年，于是，便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起来，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上的重大收获”。①于是便决定把《雷雨》搬上舞台。杜宣便找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他们一面抓紧排练，一面由邢振铎把它翻译成日文，以便应付东京警视厅的审查。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２８日、２９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刘汝醴、杜宣，演员有贾秉文（饰周朴园）、陈倩君（饰蘩漪）、邢振铎（饰周萍）、刑振乾（饰周冲）、王威治（饰鲁贵）、乔俊英（饰鲁侍萍）、吴玉良（饰鲁大海）、龙瑞茜（饰四凤）等。当时郭沫若正流亡日本，同好会便邀请他来观看演出。陈北鸥陪着他坐在舞台前边，他问北鸥：“《雷雨》在哪里发表过？”北鸥说：“登在《文学季刊》第３期上，全文近２０万字，是一个大悲剧。”在观摩中，郭沫若很赞赏，还一再打听作者的情况。看戏之后，他就说，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这个阶级的崩溃。在整个演出中，还得到日本左翼戏剧界秋田雨雀先生等人的帮助。
在演出前，吴天、杜宣等人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当即写了回信，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同时还就《雷雨》第一次谈了他的创作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另外，在解释雷雨的象征意义时又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是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有些剧评家说他深受易卜生影响，他回答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至于说这是宿命论的腐旧思想，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是很贴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么当真地问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他还说序幕中用巴赫的音乐“是有用意的”，因为它“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
曹禺这封信，以《〈雷雨〉的写作》为名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２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同时又指出：“这封信对于研究戏剧的人们也许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恰恰一致，是可以看出一点的。”就在这期《质文》上，还刊登了吴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罗亭的《〈雷雨〉的批评》，这大概是较早地见诸文字的关于《雷雨》的评论了。
关于序幕和尾声的看法，的确表现了曹禺的艺术思想，主要是“欣赏的距离说”影响着他。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因为看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的缘故。随着演出的实践，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声是一种遗憾了。
１９３４年暑假，他应老同学杨善荃的邀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又回到天津来了。
杨善荃总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曹禺。一到天津，他就在小白楼起士林饭店为曹禺接风，郑秀也一起来了。当时讲好，曹禺担任外国文学的教授。就在教学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圣经》文学，他对《圣经》倒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可是《圣经》中不少漂亮的文章和故事，却引起他浓郁的兴趣，他也选择其中一些精采的片断来教学生，有时，也教点法文课。
他平时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的楼上一间单身宿舍里，李霁野也住在这里。那时，天津的文坛相当寂寞，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文艺。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一起聚会，讨论文艺问题。
８月初，在日本东京参加《雷雨》演出的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贾秉文、吴玉良到天津来了，他们特意找到曹禺进行座谈。邢振铎就翻译《雷雨》为日文一事征求曹禺的意见。邢振铎在为日译本写的《〈雷雨〉译后记》中曾这样描述说：“他暂时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感谢你的好意，只是因为拙作太幼稚，又不精炼，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想它吧。”邢振铎以为他是自谦，他抱着“姑且翻一下试试”的心情，便告辞了。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天津市立师范的同学来找他来了。他们有一个业余的孤松剧团，准备把《雷雨》搬上舞台。一群年轻的学生把这样一出多幕剧搬上舞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热忱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排演中，他特意赶到现场，就《雷雨》的人物性格逐个作了解释，并且提出如何把握这些人物的性格分寸。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７日、１８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导演吕仰平，演员有：陶一（饰周朴园）、严如（饰蘩漪）、李琳（饰鲁侍萍）、佗哲（饰四凤）、吴天（饰周萍）、高朋（饰周冲）、陆*"（饰鲁贵）等。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２９日，《大公报》连载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对这次演出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雷雨》在发表之后一年又１７天才在本国上演，又是本市的孤松剧团演出，他以为剧团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的确，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此外，《大公报》还发表了冯俶的《〈雷雨〉的预演》、白梅的《〈雷雨〉的批判》，报道了演出情况，对剧本缺乏论评。石羽说：“当时我正在天津师范读书，组织戏剧研究会，演出《雷雨》，万先生亲自来指导过，不久，我又看到他演的《财犯》，万先生当时给我鼓舞很大，使我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演员。”①
张彭春从美国回到了天津。
１９２９年他再次去美国，一方面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一方面也曾在芝加哥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３０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他对京剧艺术也有深刻的见解，看到京剧得以在美国演出，以他对祖国艺术的热爱和在美的关系，主动协助梅兰芳演出。他有时作为发言人，有时作为联络人，向不懂中国艺术的美国观众，讲解京剧艺术的技巧和剧本的含义，向有关人士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他还向梅兰芳提出建议，从选定剧目到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实际上他成为梅剧团的顾问，和梅兰芳先生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１９３５年１月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再次邀请他作为顾问和艺术指导陪同前往。
他和他钟爱的弟子曹禺又聚会一起了。张彭春酝酿于１９３４年校庆纪念时，再度演出《新村正》，请曹禺合作，同他一起改编《新村正》。这次改编，虽说是合作，但主要是由曹禺执笔。对这样一个五四时期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的剧本，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老师的剧作进行改编，他是十分认真的，充分发挥了他那旺盛的创作才能。当他把改好的剧本交到张彭春老师手里，老师带着赞许肯定了他的改编。经过改编的《新村正》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演出。
这次演出后，羊诘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曾参加过早年《新村正》的演出，对原本十分熟悉，因此他把原本和改编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总观这次改编本《新村正》的公演，和１６年前的老本比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相当的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结构的紧严，使观众的心情总是紧张，一幕演完想看下幕。譬如，第一幕终了，观众必欲知李壮图请愿有何结果？外国人为什么要允许李壮图缓期还债，一面又教魏经理逼众绅立新合同？第二幕终了，观众就极想看看新村正究竟是谁？关帝庙一带房地问题怎么解决？到了第三幕，观众虽然知道李壮图的请愿结果，关帝庙问题只换了一个假面具，吴仲寅谋得新村正，外国人当初是弄手段让中国人内閧，吴二爷利用人终于被人利用。但最后吴绅对民众说出他的苦衷，抓住了外国人的要求合作，领民众到城里去。究竟关帝庙的事怎样结束，吴二爷个人前途是怎样，还是一个谜，这比旧本的铺叙事实好得多了。何况新村正的中心问题是关帝庙贫民窟，改编本处处不离开关帝庙，好像有一根线把全剧串起来。这种有条不紊曲折层层的戏，当然容易引人入胜。至于第三幕幕落后吴绅的一段话，针砭国人的缺乏团体意识，更给这出戏加了一个很深切的意义。”①
羊诘还在文章后列表，对原本和改编本作了比较，可看出改动的具体情形，只可惜现在难找到改编本了，这确是一个遗憾。但从这次《新村正》改编，可看出曹禺的编剧技巧已经是相当熟练了。无论从思想或是艺术来说，较之１９１６年的旧本，是更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吴仲寅（吴二爷）这一角色，原本写此人阴险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联络，官僚气派十足。此次改编，改为一个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胆量，聪明机警的绅士。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办公事屡受打击，他才改变计划作一个利己主义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极为出色，也许是他自己改编的，故演来更能得心应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开始活跃在文坛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０日，他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２００人签署的《推行手头字缘起》，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上。６月，为反对复古运动，维护新文学的发展，与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２号上，发表了《我们对文艺运动的意见》。这段时间里，他和何其芳、李尧林、萧乾、毕焕午、沈从文等，都已成为十分熟悉的朋友。
当然，他更多的是参加戏剧方面的活动。１９３５年３月，当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时，他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公演后还参加了座谈，又结识了唐槐秋、戴涯、赵慧深、焦菊隐、程砚秋、徐露村。座谈会后，他和唐槐秋、马彦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国旅行剧团早已决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领导的这个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聚合一批有志于话剧艺术的表演人才，得到这么一个好本子，真是如鱼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几个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饭店，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上座率是相当高的，曹禺颇为振奋，亲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时就在演出时躲在后台为演员们提词。戏散场晚了，有时就住到惠中饭店里。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中旅”是职业剧团，他们得靠演戏才维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体验《雷雨》对一个职业剧团的价值。当然，他也听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烦。淘金说：“国民党说我们这出戏有伤风化，儿子跟后娘偷情不会有好影响，少爷和丫头恋爱同样很糟，于是这出戏被认为是有害的。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并遭到拷打，他们逼着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尽管曹禺经过禁演《国民公敌》的事，但毕竟不是他自己写的戏。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戏写戏都是要担风险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响了，这对于曹禺来说就足够了。
就在这个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１９３５乍８月２４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他说：“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是“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他说蘩漪是一个“反叛者”、“被牺牲者”，富于“内在的生命”。他还指出《雷雨》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和法国作家拉辛的《费德尔》的影响。并且说：《雷雨》“很像电影”。但也中肯地批评《雷雨》在情节上“过了分”，还须“删削”那“无用的枝叶”。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
不久，《雷雨》开始在上海也逐渐产生影响，先是由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李丽莲、吴铁翼等主演。演出在宁波同乡会进行。演出前，赵景深先生请曹禺题字。赵景深回忆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但这次演出影响不大。１９３６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尔登大戏院，轰动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坛五十年续编》①中说，《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他说，１９３５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雷雨〉时代”。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说的也是３０年代中期《雷雨》轰动上海的情形。
张彭春又一次邀请曹禺合作。
这次的计划，是要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搬上舞台。张彭春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话剧艺术舞台上的实践家。从易卜生到高尔斯华绥再到莫里哀，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国外名剧介绍进来。他仍然采取改编的办法。张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编方案，由曹禺执笔。张彭春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边改编边排演边修改，十分紧张。
似乎，曹禺旺盛的力量是永远施放不尽的。他以高度的创造性，把这个剧本中国化了，完全是中国人的姓名、地点、习俗、语言，把全部《悭吝人》都改造了。导演仍然是张彭春，由曹禺扮演主人公韩伯康（阿巴公），鹿笃桐扮演韩绮丽，舞台主任华午睛，化装吕仰平，布景设计林徽因女士。其它参加演出的还有徐兴让、房德奎、侯广弼、王守媛、张国才、严仁颖、李若兰等人。鹿笃桐回忆这次排练演出的情况时说：那时我在天津六中读书，把我找来，真是高兴极了。这个戏完全中国化了，戏名改为《财狂》，剧情也是中国味的。剧本中国化，主要是曹禺搞的，边改边排，稿本不是一下子搞出来的。他又负责改本，又参加排演，忙得很。看出来，张先生很欣赏曹禺。他确有独到之处，他很认真，一到排演场上，他就装疯卖傻，那是真上劲儿。曹禺的戏很重，他自始至终都那么认真，很不简单，下了功夫。眼睛是什么样，动作是什么样，台词怎么说，张先生导演很细致。当他认为曹禺演得好的时候，就拥抱曹禺，他对曹禺是喜欢极了。我们都常开曹禺的玩笑，说曹禺是“一朵花”，是张彭春的“一朵花”。他一进来，我们就说：“一朵花来了。”
张彭春在艺术上要求很严格，他请林徽音来搞舞台美术设计，因为她是留美的，对美术有很深的造诣，和梁思成是同学，后来结了婚。她的设计很新颖，典型的中国旧式的后花园。在排演中，张彭春一看演得不理想，就停下来，他的习惯动作，就是拍脑门儿，拍着想着，再说该怎么演怎么演，对曹禺装疯的动作要求很高，他俩合作得很好！①《财狂》于１２月７日、８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公演。据报道，此次演出“观众甚为拥挤，演毕甚受社会人士之好评”，②１２月１５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冬季赈济和救助贫苦儿童，特请《财狂》剧组再次演出，“观众亦甚为踊跃，筹款成绩甚佳”。③郑振铎、靳以特地从北平赶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郑振铎到后台表示祝贺，称赞不已。他对曹禺说：“家宝，在舞台上你的眼睛真亮，好像闪着光，真是神了。”曹禺对朋友的称赞感到无限的欣慰。
为配合这次《财狂》公演，天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于１２月７日刊出《财狂公演特刊》，其中有宋山的《关于莫里哀》、李健吾的《Ｌ′Ａｒａｅ的第四幕第四场》、常风的《莫里哀全集》。《益世报》也陆续发表文章，有《〈财狂〉演员介绍——万家宝》、水波的《〈财狂〉的演出》、伯克的《〈财狂〉评》、岚岚的《看了〈财狂〉之后》等。
《南开校友》发表了巩思文的《〈财狂〉改编本的贡献》，①文中说，“这次改编，对于原剧本不是盲目的全盘接受，却也不是折衷派，打折扣，要半盘，而是满足此时此地的新创造”。认为“技巧的现代化”是贡献之一，“莫里哀要两场平谈的叙述才把男主角送进场，在今本，只要一开场，便是一对青年男女梵籁和绮丽甜蜜恋爱的小把戏，……同时还可以领会男主角韩伯康的吝啬，和他强迫女儿订婚的心思”。又说，“最醒目的地方，便是男主角韩伯康的出场。原本中他来得有些唐突，现在不只把性格早已介绍清楚了，他出场前，还要他反复的、狠狠的、用大声骂听差”。“原来情节松散，的确是个大缺陷，改编本，力求紧严，把原来的毛病统统改去了。显然的，原本是五幕，现今改为三幕。一切陈腐、无用、缺乏意义、不合身份的穿插完全删掉。例如韩伯康殴打听差，要他滚去时，莫里哀便要主人搜查听差，搜查他的两手和裤袋。……可笑是可笑，不过动作太陈腐，……”在改编中，曹禺还适当地加入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讽刺内容，如“现在的时代变了，现在用的钱不是金子银子，而是信用。你想，现在的钞票，股票，不都是一张纸，要是社会整个不巩固，一切信用便站不住，这钞票到哪里去兑，股票到哪里领到利息去，不是一个钱也不值吗”？这显然是原本中所没有的。原本的结局是阿巴公找到失款，省去陪嫁，而改编本却改为韩伯康丢掉的股票找到了。但一个消息传来，他那价值３０万元的美国股票忽然倒了行市，“全不值钱了”。改编本还写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人们要谋生活，还得靠自己，靠本领，至于什么金钱、外国股票，一切的所谓财产在现时都是靠不住的。另外，韩伯康的性格较之原本阿巴公的性格也有些不同了。原本中的喜剧性格糅进了悲剧的因素，主要是结尾。韩伯康以前的财狂的行为是可笑的，而当他的钱如今都变成废纸，却是悲哀的，也未免可怜了。巩思文说：“只有可笑和可怜，才能描写尽韩伯康的真性格，只有这样描述，才能入木三分。”这些，都显示着改编者的创造性。曹禺在写出《雷雨》之后，接连改编了《新村正》和《财狂》两剧，无疑对他进一步把握戏剧创作的奥秘，熟练编剧技巧是有所裨益的。特别是《财狂》的改编，其中对金钱的憎恶和认识，或许对他即将创作的《日出》起到某种催生助产的作用。
曹禺扮演的韩伯康的形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说明他不但善于饰演悲剧、正剧角色，也具有表演喜剧角色的杰出才能。一个干瘪的老头，手拿着鸡毛掸，在台上狂叫着：“我的钱！”“我的钱！”把一个吝啬鬼演得活灵活现。萧乾对他的演出有很高的评价：“这一出性格戏，……全剧的成败大事由这主角支撑着。这里，我们不能遏止对万家宝先生表演才能的称许。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动作、神情上，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他运用的是想象。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灯光一明，我们看到的一个为悭吝附了体的人，一声低浊的嘘喘，一个尖锐的哼，一阵格格的骷髅的笑，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和谐，谁还能剖析地观察局部呵。他的声音不再为ｐｉｔｃｈ所管辖。当他睁大眼睛说‘拉咱们的马车’时，落在我们心中的却只是一种骄矜，一种鄙陋的情绪。在他初见木兰小姐，搜索枯肠地想说几句情话，而为女人冷落时，他那种传达狼狈心情的繁复表演，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麟——引者注），近了应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么慷慨地把每条神经纤维都交托给所饰的角色。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①曹禺到《财狂》演出时，已进入他戏剧表演的峰巅状态。他的表演为当时那些新剧的戏迷留下深深的印象。
曹禺在《财狂》演出时，还写了一篇《在韩伯康家里》，②这篇写得像散文一样优美的文字，既可看作是一纸极好的剧情介绍，也可看作是他对剧情和人物的把握。当我们找不到《财狂》改编本时，这是一篇难得的历史资料。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财狂》的导演张彭春。这出戏演出成功，轰动京津，自然也是他导演的成功。同时，他结合导演《财狂》所写的一篇文章，比较集中体现了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是一篇难得的戏剧理论的文章。他提出了两条戏剧表演的美学原则。他说：“第一是‘一’（ｕｎｉｔｙ）和‘多’（Ｖａｒｉｅｔｙ）的原则。特别是戏剧，一定要在‘多’中求‘一’，‘一’中求‘多’。如果我们只做到了‘多’，忘掉了‘一’，就会失掉逻辑的连锁，发生松散之弊病。不过，我们只有概念，缺乏各方面的发展，那就太单调、太枯燥。这只算达到‘一’的目的，没有得到‘多’的好处。在舞台上，无论多少句话，若干动作，几许线条，举凡灯光、表情、化装等等，都要合乎‘一’和‘多’的原则。”这里，是渗透着艺术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他在那时就能这样深刻而细致地把握戏剧艺术的内蕴，并上升到理论，是难能可贵的。他说的第二条原则，是所谓“‘动韵’的原则”。“因为‘一’和‘多’的道理是静态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和‘多’有了逻辑的连锁，还须注意到‘动韵’。凡是生长的，必不死板，必有‘动韵’。舞台上的缓急、大小、高低、动静、显晦、虚实等都应该有种‘生动’的意味。这种‘味儿’，就是由‘动韵’得来，”显然，他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来涵括新剧的表演原则。这决不是机械地搬用。他强调“动韵”，不仅仅涉及戏剧艺术时间艺术的特点，涉及戏剧节奏，更强调的是“韵”，是“味儿”，就非同凡响了。在这方面，不难看到曹禺在创作中所受到的张彭春戏剧美学思想的影响。曹禺同样是一个熟谙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作家，他在创作中，也是强调韵味，讲究戏剧意境的创造的。张彭春决不是一个西方话剧艺术的模仿者，他把传统美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导演艺术中，是一位有胆识有创造的中国话剧导演的先驱。可惜这方面，我们对他在话剧艺术贡献上的研究是未免过于怠慢了。没有张彭春，也就没有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