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一位科学家叫高尔顿，1819年，他写了一本《遗传天赋》的书，他认为天才是遗传的，他声称调查了997位名人，其中父子兄弟亦为名人的共有332人，占三分之一强，而普通人中，只有一个人才配得上高尔顿所称的名人的标准。我国民间也有这样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嵬会钻洞，父母不聪明，子女一定笨。”说法尽管有不同，但都是把子女的好坏，全部归咎于先天遗传的影响。

    先天遗传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遗传是一种生物现象。生物有机体通过遗传物质，传递着祖先的许多生物特征。遗传的生物特征主要是指那些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征，如机体的构成、形态、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的高级部位——大脑的特征等等。这些遗传的生物特征也叫遗传素质。

    遗传素质是祖先通过一定的机制，传留给个体的，但也有一些特征并不是遗传而来，却早在出生之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就已决定了。例如某些疾病或药物的影响，使胎儿的感官、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机构受到某种损伤，那就不属于遗传素质，但都是与生俱来的特征。

    遗传素质是人的社会化的物质前提，没有这样先天的素质，人的心理、智力、行为就不能正常发展或受到严重影响。生来没有大脑的“无脑畸形儿”，不能产生心理活动；生来眼瞎的儿童，没有视觉能力，先天耳聋的孩子，没有听觉能力；色盲难成画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胎儿的大脑受到损伤，他出生后的智力水平也就会大大落后于正常儿童。严重的只有一些吃、喝、尿等本能活动，或者只有一些最原始的感觉，如饥饿、疼痛等。

    这就说明，先天的遗传素质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部条件，它为个体发展成一个社会的人提供了可能性。“狼孩”虽然从小生活在动物的环境中，当他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后几年，能够恢复人的一些感情、心理和行为，能说几句话，能穿、脱衣服，能用碗匙吃饭，而动物即使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的社会中，不管人对它施行怎样的训练，不管环境与教育条件如何地优越，尽管它们也可以掌握某些人类的行为，但到头来，动物还是动物。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狼孩毕竟是人类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动物自身所具备的遗传素质，根本不同于人类。

    一般情况下，对于生长发育正常的健康儿童来说，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仅仅提供了一个物质前提，并不决定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客观事实证明，千百万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其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却极其相似。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的大脑结构和机能无重大区别，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很不一样，智力水平、活动能力、志趣爱好、性格特点等各有差别，甚至是极大的差异。对一些“天才人物”的研究也表明，虽然他们智力优异，成绩卓绝，但他们的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和一般人并无重大区别。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解剖他的大脑，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他的大脑的重量、结构和一般人没多少差异。在生活中，有些人过分强调遗传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说：“在才能形成过程中，遗传性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父亲和母亲都能向自己的子女传递天资禀赋”。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甚至声言：“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这种“遗传决定论”似乎很有科学根据，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高尔顿的《遗传天赋》一书，后来就有人揭露他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数据都有问题，不足为信。世界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无数的诗人、作家、政治家，而他们的子孙大多没能达到他们父辈那样的辉煌成就。

    也有人主张，人的大脑是决定是否成才的标志，脑袋大的人就聪明，反之就愚笨。这种看法也是不科学的，拿人和动物比，大象脑的绝对重量远远超过人类，但大象的智力远不及人。百灵鸟脑的相对重量（脑重与体重之比）也超过人类，智力也远不及人。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看，对一些具有高度聪明才智的人调查说明，他们的大脑既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还有和常人近似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脑量达到二千多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大得多，但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脑量却只有一千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小得多，几乎只有屠格涅夫的一半，但法朗士在文学上的贡献很难讲比屠格涅夫小。相反，迟钝者，也有脑袋大的，有一种畸形儿，脑袋很小，身体很小，但并不聪明。可见，脑量大小，并不影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展。

    从人类发展史看，脑量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从四五万年前的智人到现代人，脑量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智力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早期智人群中，他无疑就是天才。智人只能制造细石器，制造骨针，这在当时就是了不起的“尖端技术”了。而现代人却能制造每秒运算一二亿次的电子计算机，还能使卫星飞绕长空，飞船抵达月球这些辉煌的成就，是智人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遗传禀赋论、大脑决定论，都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无论从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发育看，还是从知识的来源看，都是后天社会生活实践的结果，是学习的产物。

    从儿童的发育看，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体重只不过几斤重，脑量只不过三四百毫升。成年人的脑量是一千三四百毫升。很明显，人的主要的脑量都是后天发育长大的，新生儿的脑量不仅很小，脑的结构也很简单，是出生以后才逐渐复杂起来的。据生理科学研究，新生儿的脑电波十分平坦，没有什么波峰波谷，脑的沟回没有全部形成，灰质和白质没有明显区别，大脑的神经细胞上没有髓鞘，并且分支极少；成年人的脑有复杂的沟回，有发达的大脑皮层，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的产物。

    人的感觉器官也是后天才发达起来的，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闭目塞听的。婴儿起初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后来接受光的刺激多了，才逐渐能看清东西；耳朵接受声波的刺激多了，才听得见声音。正如鲁迅所说的：“天才儿童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说过：“在儿童离开母胎，打开生活的门户之际，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只有在需要（首先是饥饿的需要）的推动下，才学会了运用自己的器官，获得了各种观念，他周围的对象是真正的老师。”

    知识、才能，都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狼孩出生时虽具有正常人一样的大脑和感官，但由于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智力却远远不及正常人。如果说兽孩们还有一些从动物父母那里学来的本领的话，那些与世隔绝的人则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了。19世纪国外有一个王子，幼年时被人绑架，囚禁在一间地牢里。有人每天给他送水送饭，但从来没有人露过面，从来没有人与他说过话，王子的血统不可谓不高贵，但是17岁获释的时候，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不认识父母，也不知道穿衣戴帽。由于缺乏社会环境的实践，王子成了白痴。

    鹰，会遨翔蓝天，它的后代一经训练也能搏击长空，然而，世界游泳冠军的孩子没有严格的训练，非但不能成为世界冠军，甚至连游泳也不会。

    动物的能力一经获得，就改变基因，遗传给后代；而人类的后代不能从父母的技能中获得自己的技能。不学习，连作为人类特征的劳动也不会，同样的道理，恶人的儿子并不一定是恶人，伟人的后代初生时只是一个凡人，学者的儿女同样要从零学起。人要成为一个受社会欢迎的成员，成为一个合格而有智慧、有才能的人，虽然健康的正常的遗传素质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投入到社会环境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

    强调人的知识、行为、才能来自学习和实践，并不否认同样环境条件下，人的才能、知识所具有的差别，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有的表现在脑的素质方面，有的表现在感官方面。例如，刚生下来的婴儿，有的爱哭、有的安静、有的大喊大叫、有的低声细气，这些都是神经系统类型差异的表现。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人记忆力特别强，有的人理解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的人对颜色特别敏感等，这些遗传素质上的差别，为后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某些遗传素质所集中的某些特点，为某些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早熟”或智力早期表现的小画家、小音乐家、小速算家等有没有遗传素质因素呢？这完全是可能有的。具有较好遗传素质的人，一旦学习条件具备，他的进步当然就快些，其能力就会在早期得到突出的表现。

    不过，遗传素质较好的人只是具备了接受知识的较大的可能性，他能否拥有知识、展现才能，并为社会所接纳，还要取决于后天的努力，没有后天的努力，遗传素质再好，也无济于事，毫无用处。相反遗传素质差一些的，只要努力实践，勤奋学习，也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东汉名将马援，小时候并不怎么样。有一次他见到朱勃，两个人都是少年。朱勃仅12岁，却能口诵《诗》、《书》，“辞言娴雅”，学识渊博，马援见了很惭愧。他哥哥告慰他说，朱勃是小器，速成，你是大器，晚成。马援并不自暴自弃，他奋发努力，后来成了很有作为的人。牛顿出生的时候是个奄奄一息的病婴，体重才三磅，身体素质是很差的，稍大后也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智慧，可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震惊世界的物理学家。

    遗传在人的社会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先天遗传条件是差不多的，这些遗传上正常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一名社会成员，还要取决于他成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付出的努力。因此，既不能否定遗传的因素，也不能夸大遗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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