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乃与生俱来，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岂能混淆？但在生活中，把张三混同李四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一天晚上，一小偷到某学校学生宿舍行窃被一学生发现，慌忙夺路逃窜。这个学生急忙喊来其他同学并打电话通知了保卫科，告诉他们小偷是一穿黑西服的人，让他们到门口去堵截。不一会儿，果然从楼里匆匆忙忙走出一穿黑西服的人，于是，几个人蜂拥而上将他逮住。那人感到莫名其妙，忙问为什么抓他，其中有人说：“你装什么蒜？刚才有人看见小偷是穿黑西服的，你穿的正是黑西服，这还不很明白吗？”“我是来看我儿子的。”那人忙解释。这些人哪肯相信，不由分说把他扭送到保卫科。经过了解才知，他确实是来探望儿子的，但真正的窃贼却乘机逃之夭夭。

    这些学生为什么会抓错人？原来，他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他们的推理过程整理得：

    小偷是穿黑西服的，此人是穿黑西服的，所以，此人是小偷。

    这显然是颠倒黑白。上述推理违反了三段论的一个要求：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犯了“中项两次不周延”的错误。如上所知，中项在前提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大、小项通过它才能联系起来。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就说明中项的全部外延与大项或小项发生了联系，而这时如果另一个项与中项也有联系，那么，它也就通过中项与前面的项联结起来，中项起到了中介作用；如果中项在两个前提中都不周延，即都没有断定中项的全部外延，那么，很可能大项与中项的一部分发生联系，而小项却与中项的另一部分发生联系，这时，大、小项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无法确定，中项不能起到中介作用。打个形象的比喻，假如一个媒人原来一段时间认识张三，后来又认识了李四，但这时他已与张三失去联系，那么，他就不能介绍张三和李四认识，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媒人。作为媒人，他必须在一时期内所有时间都认识张三，而如果在其中的任何时间内又认识了李四，他就可以介绍二人认识，把他们联系起来。比如：

    所有大学生是学生，有的运动员是大学生，所以，有的运动员是学生。

    此推理的大前提是全称肯定判断，它断定了中项“大学生”的全部外延都与大项“学生”具有联系，其小前提为一特称肯定判断，它断定“运动员”的部分外延与中项“大学生”有联系，但无论是哪一部分“运动员”，还是哪一部分“大学生”，我们都可以通过大前提的中项知道，这部分“运动员”与“学生”具有联系。

    在上面第一个推理中，中项“穿黑西服的”在两个前提中都是肯定判断的谓项，都是不周延的。大项“小偷”和小项“此人”都与它有一定的联系，但“小偷”只与它的一部分外延相联，而“此人”却与它的另一部分（非小偷部分）相联，这时把“此人”和“小偷”看成有必然联系，断定此人就是小偷，当然是非常武断的。

    《笑得好》初集中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呆衙役，押解一犯罪的和尚回府。临行前，怕忘了东西，就仔细查点一番，然后又编成两句话：“包裹雨伞枷，文书和尚我。”路上步步不停地念叨。和尚看这家伙痴呆，于是，用酒把他灌醉，趁醉把他的头发剃光，又把枷给他套上。呆衙役醒后，自言自语地说：“且待我查一查东西，包裹雨伞，有。”摸摸脖子上的枷：“枷，有。”看看文书：“有。”忽然大惊，喊道：“哎呀！不好，和尚不见了。”不一会儿，摸着了自己的光头，高兴地说：“喜得和尚在，我却不在了。”

    呆衙役连自己竟然都不认得，蠢得真够可爱了。现在我们分析一下他认不得自己的原因。在他的思维中实际上有一推理：

    和尚是光头的，这人（我）是光头的，所以，这人是和尚。

    此推理的中项“光头的”同是肯定判断的谓项，都是不周延的，因而，此推理犯了“中项两次不周延”的错误，其结论不能由前提必然推出。

    对于此规则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

    有的中国人是作家，鲁迅是中国人，所以，鲁迅是作家。

    此推理的中项“中国人”在大、小前提中都不周延，但其结论不是完全正确吗？

    此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并非由两个前提必然得出，只不过是偶然是真的而已。而三段论则要求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否则，即使三段论的结论正确，也不能说它合乎逻辑，这正如一个不会下象棋的人偶然走了一着妙棋，我们也不能说他棋下得好一样。如果把上述三段论改造一下就显见其荒谬了：

    有的中国人是作家，周恩来是中国人，所以，周恩来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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