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民营企业家眼中，甚至认为1992年的每天都是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

    温州，更是如此。

    第二次创业蜕变

    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时光，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度过了第一次创业阶段：温州民营经济从实力上而言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温州整体上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到1990年，民间金融资本合计超过了100多亿元；市场经济形态日趋成熟，由市场调节的商品达到97%以上；在农村，“一乡一品”和“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布局基本定型，总产值超5亿元的乡镇1994年有20多个；一批饱受市场磨砺的民营企业家的素质逐步提升，其领导的企业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江湖风雨十年灯。第一次创业，在草根中起家，在打击中发展，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弊端，都让温州上上下下无法回避：由家庭作坊发展而来的企业没有蜕去规模小、档次低、质量差的积垢，没有品牌化；企业形式上，受地域局限大，影响力不够，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从经济发展环境来看，基础设施滞后，地区差距拉开，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在80年代末，温州经济发展过快，而问题频出，之后又经历“1989年风波”以及三年治理整顿，一时间陷入黯淡的温州经济似乎在等待一个柳暗花明的新春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随后，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文章被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中，人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春天真的来了！

    春风从南方吹到了温州。稍有沉寂和收敛的温州立即回暖，“让改革来得更猛烈些”成为共同的心声。这一年，温州正式获批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人不再掩藏自己的锋芒，个体户、小老板、企业家纷纷抛头露脸，放开手脚准备大干一番。各地取经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来温州考察的访客一度达到50万人次。温州全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热火朝天中展开，期待已久的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一个叫王均瑶的温州商人终于实现了自己“胆大包天”的创业梦想。

    常年在湖南忙于推销业务的王均瑶每逢春节前夕，都会为购买回温州苍南家乡的火车票伤神。在同乡“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的一句嘲笑中，王均瑶种下了一个创业的金点子。

    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王均瑶决定将“点子”付诸行动。经过9个月的准备沟通申请，这位24岁的温州青年，怀揣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第一次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在盖完100多个图章后，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先河。

    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坚定了王均瑶的信心。这年春天，他请人设计了一个“龙头”商标，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1992年4月6日，《温州日报》报道了王均瑶的创举：《手中无飞机却能搞“空中调度”——苍南农民创办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引起一时轰动。在第二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道新生的谜语出现，谜面——“胆大包天”，谜底——“王均瑶”。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温州上下感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要想温州模式得以持续，必须否定自我，超越自我，进行第二次创业。

    1992年1月5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明确提出：

    总目标是要把温州建设为科技先进、交通发达、内外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明富裕的沿海经济区，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港口城市。要求抓好产品质量管理的“358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828工程”和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2311工程”。

    1994年5月10日，温州市委、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誓师大会”，“以质量立市”为主题，呼吁：“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则温州兴；质量下，则温州衰。”

    这年夏天，百年不遇的台风在瑞安梅头镇登陆，毗邻的温州遭受直接经济损失95.4亿元。在天灾之下，温州全市开始发出重建家园的倡议，正式掀起第二次创业高潮。

    11月末，84岁的费孝通先生再次来到温州。温州模式在各地复制后，却面临自身危机，“有场无市”的尴尬，成为完成资本积累的温州人面临的最大困境。费孝通先生撰写的《家底实创新业》的调查文章如同给温州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为了改变家庭作坊分散、小型、凌乱的局面，便于统一管理和行业协作，温州先后开始兴建200来个工业区。家庭企业向股份合作企业转化，并纷纷迁入工业区，实现了“从弄堂到企业小区、从小作坊到现代企业、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自动化”的升级型转变。

    1990年，乐清求精开关厂在飞速发展中分设一厂、二厂，由南存辉、胡中成分别管理。之后两人又先后于1991年、1992年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分别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温州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

    1993年9月，随着公司首栋办公大楼建成，正泰喊出了“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的口号。1994年2月，正泰横向联合，成立国内低压电器行业第一家企业集团。无独有偶，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不久，胡成中就通过对同行小企业的兼并联合，成立了浙江德力西实业公司，1994年5月正式组建浙江德力西集团公司，成为浙江省第一家省级股份合作制电器企业集团。集团化、规模化发展之路成为正泰与德力西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低压电器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温州皮鞋则经历了一场优胜劣汰的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际品牌开始引进中国，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城市的制造业也异军突起，而此时，温州鞋业的弊端暴露无遗。

    从1979年辞职下海制鞋，经过10年的发展，郑秀康创下的康奈皮鞋在国内鞋业中名列前茅。然而，1987年8月，杭州城的大火烧毁了温州劣质鞋5000多双。在痛定思痛之后，温州制鞋企业在政府的引领下成立了全国首个鞋业协会。1990年，康奈在温州率先成功投产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头。此后数年，康奈皮鞋陆续获得“中国十大鞋业大王”、“中国真皮鞋王”等称号。

    1994年，曾经与康奈齐名的中国十大鞋业大王霸力皮鞋利用公司改制，组建浙江霸力集团，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之后霸力集团盲目扩张，走向多元化发展的迷途，最终无力回天。庆幸的是，郑秀康经受住了诱惑，安心于狠抓技术和质量。

    但是让郑秀康感到不甘心的是，1997年，北京燕莎商场因引进了中国国际品牌，结束了与康奈皮鞋的长达6年的合作。而这一年，在90年代初闻名遐迩的制鞋企业“耐宝”因质量围巾走向破产。闭门深思之后，郑秀康投入几乎全部身家的2400万元，引入国际一流的技术设备，在企业内部掀起技术改造浪潮。1998年，康奈又一次获得“中国真皮鞋王”称号。

    在市场的洗礼下，剩者为王，温州鞋业经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第二次创业，继续前行。

    国际舞台竞风流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温州名列其中。

    历来就有以“四海为家，商行天下”著称的温州商业开始纷纷出走，寻找另一片创业天地。出走的温州人，往往都经历一段辛酸的打工、学习、创业期。

    季岳仁混上一艘开往巴西的货轮，尝尽艰辛，多年后，成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30岁出头的陈九松告别家人，远赴13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与温州老乡一起做鞋类生意，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17岁的陈钱康去了美国，现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业余时间学语言，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在中国香港、法国、意大利设立了分公司；张碎唐则放弃了国内殷实的家业，拖家带口去了阿根廷，之后打出“温州礼品行”的招牌，经营小商品，不久后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投资餐饮和酒店……

    1991年8月，一家名为“康龙农业”的公司在洛杉矶注册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而这家企业的创办人正是温州城的名人叶康松。因此，《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5年前，叶康松的名字同样是出现在《温州日报》上。当时，身为永嘉上塘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在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捧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在发言中就安徽“傻瓜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8人限制的话题，叶康松直言：“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之后，《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的文章见诸报端，叶康松感到压力空前。

    当时的叶康松投资了20多万元搞对虾养殖，正值收获之季，却不料一场水潮冲毁虾塘，前功尽弃。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叶康松到国外去搞农产品经营，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康龙农业成立后，经历了千辛万苦，叶康松甚至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之后以中美贸易的形式，“中国货美国卖”——对美销售打火机，“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叶康松的美国公司才得以柳暗花明。

    在温商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走出温州，走上国际市场经济的交易台，要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接轨，与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一决高下。

    物美价廉，是温州商品的共性，也是其能在国外市场大受欢迎的最大优势。然而也正是这一特点，打破了国外市场原有的行业生态平衡，常常要遭受无辜的阻挠与打击。

    1987年，温州鹿城区一户姓金的人家以手工制作出第一只打火机——猫眼。很快，温州鹿城区信河街聚集起500多家打火机厂商。之后，温州打火机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曾并称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在温州打火机的蓬勃之势下，有80%的厂家关门。昔日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日本，恍然间，成为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国。

    通过从事外贸的温州商人，温州打火机进入国外市场，尤其是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遭到ZIPPO（中文名称芝宝）等美国知名打火机企业多次无理的无果的反倾销诉讼。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因儿童玩耍一次性打火机而引发火灾，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而美国市场上95%的一次性打火机出自温州。因此，ZIPPO以此为契机，积极游说国内相关立法机构，最终促成CR法规的出台。

    1994年的美国CR法案全称为《Cance Law》，意为《防止儿童开启法案》。该法案以保护儿童为由，要求凡进口价格低于2美元的打火机必须通过安全装置、标签、测试、认证、货物储藏等一系列检验才能进入美国市场，以防5周岁以下的孩童开启。

    温州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多在1美元左右，未设任何安全装置。如此法案一经通过，温州人措手不及，销量顿时骤减，不少打火机生产商更是一蹶不振。

    坚韧不屈的温州精神在此时又一次发挥魔力。一个名叫林光的温州商人决心拯救温州打火机产业。林光，在当时被称为“第一个把温州打火机卖到美国的人”。

    早在1985年，温州市某医院的中医医师林光只身赴美，做了两年医生后在餐馆打工，并在街边摆摊卖温州小商品。不久之后，林光成立美国幸运贸易公司，专营温州打火机，同样受CR法案重创的林光决心逆流而上，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化解CR法案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验，林光研发的“加重型防儿童开启装置”获美国专利保护。并且，林光将此技术与温州打火机企业无偿共享。

    从此，温州打火机生产商跨越CR法案的障碍，在美国市场重振威风。2002年，温州打火机遭遇欧盟抵制，被称为“入世第一案”。已身经百战的温企应对危机，表现得成熟淡定。

    与温州打火机同样遭到反倾销抵制的还有温州鞋。

    2004年9月17日凌晨，西班牙埃尔切数百名当地鞋厂失业工人，纵火焚烧了价值800多万元的温州鞋。

    国际社会称，这起“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针对华商事件”，缘起于温州鞋在当地太强大了，致使当地鞋厂纷纷关门，失业工人迁怒温州鞋所致。

    评论界认为，埃尔切的“火烧”事件与1987年8月8日杭州那次“火烧”相比，相似的都是价格低；不同的是，前者烧的是劣质温州鞋，后者烧的是质量好的温州鞋。

    这是温州鞋遭遇的诸多国际纷争中的一起。

    在国际舞台的竞技中，正泰集团的经历颇有戏剧性。

    1994年，南存辉联合30多家企业成立正泰集团，将温州的低压电器产品重磅出击美国市场。眼瞅着正泰产品的强力入侵，全国最大的电力与控制企业施奈德派遣代表来到温州，访问正泰集团，继而提出了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权。

    让施奈德的代表惊讶的是，南存辉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从此，施奈德与正泰结下“不解之缘”。施奈德收购正泰的野心不灭，却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于是恼羞成怒，对正泰产品发起侵权诉讼，12年间多达24次。

    在与施奈德交锋的同时，南存辉没有忘记壮大自身。1998年，正泰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革，褪掉了家族企业的色彩，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让施奈德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正泰以产品侵权为名，把多年的“冤家”告上法庭。9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低压电器行业内的中国老大对全球老大的侵权诉讼作出判决：施耐德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

    正泰集团的这次胜利，距离施奈德初次提出收购正泰整整13年。13年的时间，正是温州第二次创业的黄金时期，足以让温州企业扬眉吐气，傲视群雄。

    新温商异军突起

    2009年8月25日，温州商报刊出一篇名为《安信地板15倍重金寻找第一位顾客》的文章。卢伟光解释：“我们做出行动，寻找第一单客户，把以前他买地板花的钱，经过15年，以15倍返给他，表示对客户的尊重和感激。”15年的时间，卢伟光把“安信”培育成中国地板业的老大。

    1994年4月8日上午，市人民中路翡翠大楼106号张灯结彩。“安信”实木地板商店开业，主人名叫卢伟光。几天前，他还是市渔船检验局的一名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见父亲与香港客商讨论建材生意，便产生经营地板的想法。

    1994年，卢伟光顶着家人的压力，辞职出来，借了30万元，租下一间28平方米的店面，进来第一批地板。开业当天上午10点，卢伟光迎来第一位客人。当卢伟光向客人介绍说到“地板耐磨不怕烫”时，客人较起真来：“我正装修房子，你拿块地板让我烫两分钟，如果不坏，我就买。”

    年轻人燃起一支香烟，耐心地在地板上烫起来。10厘米左右的香烟一点点地变短。两分钟后，地板安然无恙。最后，卢伟光以每平方米270元的价格卖出18平方米地板，净赚1000多元。从此，卢伟光“整个人精神起来”，对地板行业充满信心。

    1998年盛夏，中国遭遇全国范围的罕见水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了公众视野，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

    政府的各项环保举措出台，在大投入培育林木的同时，各种砍伐森林的行为也被强力禁止。政策出台，经济马上有所反应。与砍伐森林相关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跌入低谷。

    安信地板断绝了材料来源，工厂只能停工，但工资不能停发。卢伟光焦灼万分，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右下角大片翠绿让他灵光一现：去巴西进口原料，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几经周折，卢伟光获得巴西木材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几十天，卢伟光打了千元电话费，终于打动了供应商，达成合作。几个月后，上海港集装箱码头迎来巴西人的高品质实木地板原料。

    然而，所谓十年树木，木材总量有限，买家多了恶性竞争难免。卢伟光再一次大胆设想——最根本的办法是拥有森林。可巴西法律严禁外国人购置森林土地。经一位老华侨指点，他把第二个儿子选在巴西出生，加入巴西国籍。他作为监护人取得绿卡，合法拥有购买森林的权力。他投资过亿，两次购买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与跨国购买森林相比，更大胆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是25岁温州青年吴伟的创业构想。

    1993年1月8日，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北京市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大门东侧一间门市房内正式开业。

    ……有朋友建议我打广告宣传一下。可是当时我连开店的钱都是借的，怎么能掏得起广告费？我抱着本黄页，给各个报社打电话，只有一家报社的记者答应前来看看。几天后，在这家报纸的夹缝中，我看到了一则消息，满打满算不过20多个字。

    就这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报道居然很快引来了几乎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法新社的、埃菲社的、《参考消息》……中央电视台也来了！

    一年之后，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开张的新闻被吴伟看到。当时，吴家人正因机电生意的失败而陷入低谷。出于生意人的敏感，吴伟决定赴京考察，其父亲吴振旺、二弟吴辉及其女友随行。

    几经周折，在北京白塔寺附近，吴伟一行四人终于找到那家商店。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能算做商店：不过是一家药店在一个柜台里摆放了几个没有厂牌、没有批文的自慰器。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很畅销，每天能给药店带来4000元的收益。

    这个数字让吴伟感到非常兴奋。回到温州后，样品很快研制成功，温州市计生委也同意将这个正在筹备中的性用品专卖店挂靠在名下。

    1994年底，“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正式成立。专卖店开张第一天便引起轰动，作为温州首家性用品商店，生意非常红火，每天收入都上千元。一年后，吴伟开设多家分店，还申请到国家药监局的生产批文和销售批文，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产销售性保健品。

    吴伟春风得意，想扩大规模，准备把产品铺展到全国药店，于是找到中国医药集团寻求合作。然而尽管市场巨大，但因为观念问题，产品却陷入滞销的困境。同时，按照政策规定，性保健品既不能做广告，也不能搞促销。

    之后6年的时间里，吴伟手段频出，都收效甚微。保健品公司就如同一根鸡肋，更何况一纸批文曾费尽千辛万苦？因此吴伟一直舍不得弃之。

    2000年，吴伟终于找到突破口。国内观念保守，那么就专攻国外市场。吴伟通过与日方合资成立温州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由日方提供最新技术，中方生产，产品主打国际市场。

    2006年4月21日，媒体报道《性用品展在中国大方登场》。

    性观念逐渐开放的中国大陆，性用品展览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的“中国国际成人用品保健及生殖健康性用品展览会”上星期五在上海开幕。这个被主办当局称为“全球最专业性展览会”，开幕首日就吸引了上万人前往……

    中国国内的性用品生产厂家、中日合资的温州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也是参展商之一……去年，吴氏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000万美元(1718万新元)，国内市场份额也已占到了70%，产品出口到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爱侣公司董事长）吴伟估计，公司今年的收入将增长50％，他也考虑将公司上市。

    敢想敢做，是新一代温州企业家的特质。打破一切时空、观念的束缚，迫切的创业求富。当然也有特例的出现。

    1996年，以摩托车制造起家的温州商人张峰买下17亩地，成立马术俱乐部，其闲情逸致，令人对“利欲熏心”的温州人刮目相看。

    1992年，桥头镇20多名农民自筹资金置办乐器，组建乐团。1996年，这支农民乐队在上海音乐厅闪亮登台，奏响悠扬的乐章。

    1996年最后一天，10柄越王古剑仿制品在温杭两地同步开始拍卖，编号为18的仿制剑最先出场，温州两个竞买人连番叫出高价，如愿首拔头筹。令人不禁感叹，被国人讥讽为“文化沙漠”的温州，竟然展现出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文化诉求！

    据媒体记载，1996年，温州图书超市开业时的情景：开业当天营业额3.6万元，最畅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邓小平文选》；而定价为4800元的精装本的《四库全书》几天内售出22套，购买者多是个人。

    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温州城多出许多书店、报亭，走在街上，每隔几百米便会看见一个书报摊。据传，一些地区的书店比米店、金店多出近4倍。

    不知不觉中，新一代温商正在异军突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制造业走向品牌化

    王振滔不是温州最早的制鞋企业家，但却称得上最知名的。

    在1987年的杭州大火中，在武汉从事温州鞋推销的王振滔损失20多万元。深受刺激，第二年，王振滔回到温州，与钱金波合伙创办奥林鞋厂，决心制造高质量的温州皮鞋。

    第一批皮鞋问世后，王振滔带着皮鞋重返武汉。一连半个月，皮鞋无人问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柜台前贴出告示称，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在保质期6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做大，将向他永远免费提供奥康皮鞋。

    这个“离奇”的消息传播出去后，引来武汉媒体争相报道，奥康无意间名声大振，4000双皮鞋，10天内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

    此后，鞋厂发展飞速，1991年产值突破了100万元。两年后，奥林鞋厂与外商合资组建了“奥康鞋业有限公司”。1994年，王振滔与钱金波和平分手，奥康淡化了家族化色彩，却因力量分散资金缺乏而走进困境。直到1997年职业经理人的到来，奥康才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多年以来，温州鞋企内心照不宣的秘密是，货真价实的温州鞋一直“隐姓埋名”，明明产自温州，产品的包装盒上标注产地是“上海”。这成为王振滔的心病，他决心重塑温州鞋业的品牌形象。

    1999年，在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鞋的12年后，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又一次杀回杭州，烧毁了2000多双假冒奥康品牌的伪劣皮鞋，在现场打出了“打假保名牌”的标语。可以说，这一次的杭州之火，王振滔意在为温州鞋企一雪前耻。

    2001年2月18日，王振滔带着温州鞋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与名嘴崔永元面对面谈起了温州的“新鞋子与旧鞋子”。

    4月，王振滔在上海开办“奥康”专卖店，贴出标语，“明目张胆”地告诉众人，这是“温州货”。王振滔坦言：“到上海开专卖店，首要目的不是赚钱，就是打牌子，摘掉假冒伪劣的帽子，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2007年，杭州火烧“温州鞋”20周年之际，奥康、康奈等温州10多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制鞋厂，又一次来到杭州，第三次烧起了大火——“诚信之火”，向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发出了诚信宣言。

    在王振滔以质量打响品牌知名度的时候，有人则以规模扩大品牌影响力。

    1996年，温州遍地丛生的家族企业中诞生两个异类：报喜鸟和庄吉。二者由家族企业演化，最终超越家族企业轨迹，在早已波澜不惊的温州城掀起涛声。

    报喜鸟前身是温州三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家族企业：吴真生的报喜鸟服装公司，吴志泽的纳士服装公司与奥斯特服装公司。“规模扩大就一定要寻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经营资源才能做强、做大，股份合作是条很好的途径”，吴真生和吴志泽不谋而合。他们注销掉原来三家企业，重新注册组建规模庞大的报喜鸟。

    吴志泽和吴真生运筹帷幄之际，瓯江南岸的一个房间内，密谋悄然进行。乃至于事隔数年，吴邦东仍然清楚地记得：6月的一天，郑元忠、陈敏和我，三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合办一家大规模的服装集团。

    1996年，从温州大学国际财贸系进修回来的郑元忠创办了“威丽斯”西服，公司发展势头良好；陈敏身为温州华联西服厂掌门人，担任温州服装商会的副会长，正进修浙江大学成人专修班；而吴邦东在郑元忠创办的精益开关厂成为了优秀厂长，并取得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专业毕业证书。和报喜鸟的故事走向如出一辙，三人商量的结果：重新注册新集团，组建温州服装界龙头。

    通过发展小股东，郑元忠将自己的股份稀释，使三人股份维持在相等水平，而陈敏出任董事长，成就了一段“庄吉让贤”的佳话。之后，郑元忠在竞争较小，利润较大的中、高档服装市场开辟空间，以西服为龙头产品，带动衬衫、皮鞋、领带、皮带等配套产品的发展，独领风骚。

    在走寻常路的周成建眼中，品牌不再是产品的附属，反过来，品牌能够诞生产品，带动企业发展。美特斯邦威的成功，诠释了品牌为王的真理。

    一直以来做成衣批发的周成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悟到品牌的价值，于是，他决定打造自己的品牌。1993年，“美特斯”制衣厂成立，专门生产“邦威”品牌的服饰。第一次进行零售业，周成建便以“明码公开成本价”吸引了消费者眼球，由消费者喊价，只要高于成本价，哪怕只高一块钱，也可成交，避免了零售业中的讨价还价。

    新鲜的体验受到欢迎，衣服很快销售一空。周成建非常有头脑和抱负，很快，他筹集了400万元注册资金，在国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美特斯邦威。

    周成建以20万元的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洪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策划制作了一件10米长的巨大风衣，引来新闻媒体疯狂追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把这件风衣和周成建双双搬上银屏，亮相达8分钟之久。

    1995年4月，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在温州五马街即将开业。

    很快，周成建改变公司发展模式。他将制衣和销售环节全部外包给其他企业，自己公司仅经营少量直营店之外，主要负责包括“美特斯邦威”的品牌宣传、产品设计，通过专卖店的模式复制，快速发展加盟店。

    2001年年底，美特斯邦威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当年销售收入达8亿元人民币。美特斯邦威已是尽人皆知的流行品牌，修建办公场所势在必行。周成建选中鹿城开发区，预备修建一座21层高的大楼，作为企业的总部，以此打造温州第一服装品牌。突然之间，周成建改变主意，决定将公司总部搬迁至上海，美特斯邦威这一品牌找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2000年12月21日，温州虎牌打火机一次性在33个国家获得注册商标，开创了国内企业品牌经营的先例。

    “中国五金洁具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皮都”……集众多称号于一身，制造业是温州的根基。2000年5月，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一行来到温州，在大虎打火机厂、长城鞋业公司、德力西集团公司和正泰集团公司等调研考察。

    在世纪之交的10年里，温州企业家励精图治，为温州制造业打造了不少星光熠熠的品牌。截至2003年年底，温州总有中国驰名商标7个，浙江省著名商标119个，温州市知名商标189个。温州实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峰。

    时光逝去、鲜花枯萎，万物难免渐渐衰落。

    曾经的温州小商贩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把他们的手工作坊用堪称野蛮生长的方式，熬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却陡然发现：前路茫茫，不知所终。

    这虽然远谈不上是个悲剧，却分外有些悲凉的味道。事实上，任何波浪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阖的时代撞击。温州经济的风生水起，只是滚滚中国经济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背景，任何以区域起誓的经济理想都只能胎死腹中。

    如此说来，温州实业的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狼奔豕突的金元投资游戏，说到底还是由于与“放开”色彩浓重的时代渐行渐远，“实业收拢”意味明显的游戏规则卷土重来。

    当然，还包括整个时代给予温州人的种种：幸福、狂喜、迷茫、奔逃、生存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