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曾评价自己：“我总体上很好斗，外面太方，不肯吃亏。老早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说道，让我外圆内方。我现在慢慢地比较圆滑一点。”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柳传志录音。

    柳传志告诉我：“我一路走来基本是荆棘丛生，身上被划得全是血道子，我现在常和很多企业家交流，大概我身上划的血道子算是多的一个。其他人真的没有我那么多精彩，现在这条路，基本是走出来了。”

    他有眼光，有做大事的魄力，但又善于忍耐，小心谨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柳传志让我联想到古代在皇权高压下的权臣，对于风险有着天然的敏锐触觉。他们知道如何不触及掌管他们身家性命的皇帝的底线，又知道如何在皇帝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柳传志说：“当时创业是有红线的，如果你迈出一点就会被抓起来，但你要是不迈的话，你根本活不下去。因此你要很巧妙地压在红线的边上走，想想当年在中关村创业的公司，到今天活着的有几家？”

    联想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兼CFO马雪征和柳传志谈到她当初离开中国科学院的原因，中科院的一些人做关系不做事，根本不是结果导向，做事的人爬也爬不上去。柳传志告诉她：“我也在干部局做过，如果我还在干部局，我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局长。你决定在这儿做，你就要看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做合适。别既不改变自身适应环境，又改变不了环境，只会发牢骚。最后忍着忍着，忍到60岁，一事无成。”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马雪征录音。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与柳传志是同时代的企业家，和柳传志同台领过奖。当时褚时健一手将亏损厉害的红塔集团变成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一两百亿元的纳税大户。而联想2000年前后整个公司营业额才两百亿元。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好股权激励问题，褚时健因贪污入狱。这事对柳传志触动很大：“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要经得住诱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这不是说我们要股权是错的。我们做联想冒了很多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商业风险。但到了最后，利益完全跟我们没关系，就好像你是一艘大船的船长，到达胜利的彼岸后就跟你没关系了。”柳传志说。

    联想创办后，柳传志得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企业要有当家做主的心态，但怎样才能让大家有主人心态？光靠精神恐怕不成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跳槽的现象了，哪工资高上哪去。

    他意识到，要靠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早期创业时，联想利润按5∶3∶2比例的分成，就是5成做发展基金，3成做奖励基金，2成做福利基金。当初20万元起家时，利润很有限，运营中没有按照这个比例来兑现。柳传志和中科院谈，如果想让大家有主人翁意识，就得拿股份、分红。1993年批下来了，联想员工持有一定股份，但实际上多年也没分红，只是文件摆在那儿。直到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批准联想股权制改革，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科控股）占65%，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个人股权才算落实了。

    “如果改得太早，拐个急弯，做不成就干脆自己捞，像红塔就出事了。柳传志提倡拐大弯，水到渠成就成功了，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张祖祥说，“他有个特点，不看眼前利益，看长远，好多事情都属于拐大弯。你要说柳传志能想出20年以后的事情这是瞎吹，但看五年后或者更远一点的事，他是有这个智慧的。”

    柳传志说：“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仍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界风云人物，如周冠五、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见《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作者苏小和。

    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正式宣布，作为联想控股股权挂牌期产生的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成为联想控股的第三大股东，持股29%，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后，联想控股新的股权结构为：国科控股占36%，仍为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泛海控股占29%。从1993年到2009年，联想改制是一段漫长的、惊险的航行，需要小心翼翼地避过暗礁，绕过冰山，不能搁浅于沙滩，不能迷失于磁场，不能被旋涡吞噬，不能被巨浪掀翻，最终安然无恙，达到胜利的彼岸。至此，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最具有价值的一笔——他是少有的、成功解决了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家，是少有的、成功解决股权激励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

    对柳传志来讲，这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