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大声疾呼，要追击储安平的“后台”——章伯钧、罗隆基！

    在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加强了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的火力。

    《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民盟北京上海等地方组织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跟共产党走，还是跟章伯钧罗隆基走？》

    这一大字标题，鲜明地指出了如今的反击目标，应集中于章伯钧和罗隆基。

    吴晗指出：“大家站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立场，大力击败两面派，揭露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手法。”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了一信：

    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是否已经在成都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

    毛泽东的信中所提及的赵一明，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李井泉则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提及的“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乃指六月十五日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以及对中国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影响。

    赵一明十五日在成都的发言，毛泽东十六日就看了，而且作了这么详细的指示，足见毛泽东对于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是何等的关心！

    后来，经彭真与李井泉联系，知道《四川日报》已于十六日刊载了赵一明的发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在十八日予以转载，新华社也予以转发。

    毛泽东如此看重赵一明的发言，内中的原因，是由于赵一明“揭发”了章伯钧一句“要害”之言：

    “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

    毛泽东不愧为精明的战略家。他抓住了赵一明的“揭发”，捅了章伯钧的“老底”。因为这意味着章伯钧过去是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

    难怪，毛泽东会亲笔写指示，如此周详地安排新华社转发赵一明的发言，因为新华社转发，就意味着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将予以转载。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是在启发人们揭发“右派”们的“老底”，把历史老账和一九五七年的新账结合起来，一起清算；今日的新账，不过是历史老账的继续。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反共，那么今日反共也就不足为奇了。

    果真，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便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邓初民指出，章伯钧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

    邓初民揭发说：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

    邓初民又说起抗战时期：

    “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作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

    邓初民还说：

    “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趁党的整风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邓初民的这一发言，如同一发重磅炮弹，击中章伯钧。因为章伯钧既然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那么今日成为“右派”是与他的反共历史一脉相承…

    这么一来，章伯钧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

    章伯钧且战且退，眼下，已经山穷水尽，没有退路了。

    在批判章伯钧的同时，报上也频频点了罗隆基的名。不过，却从不见罗隆基有任何表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六月三日起，罗隆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

    正因为这样，罗隆基只得“虚席待批”！

    正因为这样，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史良发言说：“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正因为这样，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邓初民的发言说：“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