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的“揭发”，意味着罗隆基后院起火。

    在罗隆基的后院，除了浦熙修“倒戈”之外，另外两名“心腹”也对罗隆基进行“揭发”。

    这两位罗隆基的“心腹”便是邵慈云和赵文璧：

    邵慈云是罗隆基的机要秘书；

    赵文璧是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而罗隆基则是森林工业部部长。

    浦熙修、邵慈云、赵文璧三人都与罗隆基反目，使罗隆基处于众叛亲离的地步。

    面对浦熙修、邵慈云、赵文璧的“揭发”，罗隆基称之为“三人成市虎”：

    你们知道“三人成市虎”这句成语吗？这是韩非子书上一个讽刺造谣的故事。市本无虎。一个人造谣说，看见了市上有虎，第二个人根据第一人的谣言又故意造谣说，市上有虎，而第三人又根据第二人的谣言说，市上有虎。于是全市就谈虎色变了。这是“三人成市虎”成语所由来。这是讽刺中国过去构成冤狱的一个寓言。①

    罗隆基沉痛地说：

    “我坚决相信领导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过，像你、像浦熙修、像邵慈云这样的人不真实的揭发，一个是所谓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那不止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领导党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万口莫辩了。”②

    其实，赵文璧、邵慈云跟浦熙修一样，也都是在高压之下，这才说违心的话，作违心之事。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报导：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报导称赵文璧是罗隆基的“大将”、“帮办”，揭发了赵文璧怎样和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狼狈为奸”。

    报导揭发了赵文璧对罗隆基问题的看法：

    “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

    赵文璧还说：

    “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

    赵文璧表示，“为人不可投井下石”。

    在《人民日报》的强大攻势下，赵文璧不得不对罗隆基进行揭发。于是，《人民日报》又发表报导：

    《章罗罪恶联盟是有形的罗隆基亲信人物赵文璧提出事实证明》

    报导称：

    据赵文璧揭露，罗隆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十分仇视的；罗隆基处心积虑地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的反共集团并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没有结成联盟，赵文璧证明章伯钧和罗隆基不仅有联盟，而且章罗俩人“拉得很紧”。

    赵文璧接着谈到章罗联盟的事。赵文璧说，他到北京后，曾问罗是否要他兼搞民盟的工作，罗说：“不，现在形势变了，我和伯钧很要好。”罗说：“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会放松你吗？你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吴晗搞的独立王国，也不会放你进去的。”

    ……

    赵文璧还揭露罗隆基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关于胡风问题，罗隆基曾说：“胡风问题搞糟了，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罗隆基还诬蔑说：“北京好得多，下面弄得糟，有些单位为了要凑足百分之五的数目，在肃反问题上搞出很多偏差，所以要平反。”

    《人民日报》又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发表报导：

    《邵慈云继续揭露罗隆基一副阴险毒辣的面孔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报导说：

    邵慈云说：罗隆基一回国就表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个“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们。所以他没有打算交代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打算揭发其他右派分子，特别对章伯钧有意照顾，他对我说：“叶笃义叫我揭发章伯钧，我揭他干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又说：“我弟弟（罗兆麟）告诉我，不要把人牵扯太多，这话也对，我牵扯别人，别人倒过来揭发我更多。”

    报导中写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邵慈云是这样揭发的：

    罗隆基回国以后，曾绝口否认他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但他没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组会上又给他抖了出来。六月二十七日，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关于储安平发言稿问题，有人已经相信我没有看过，事情本来已经平静了。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组会上说我亲口对他讲我看过，谁不知道潘与我的关系，这事真伤脑筋。”我反问他一句：“就是看了发言稿，交代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说：“那还了得，没看稿子只不过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组织有行动，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怀疑我与章、储有组织，我怎么能承认……”利用我去帮他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他对我说：“这事必须潘在四川小组会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谈。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桥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和他爱人谈更好……”

    对此，罗隆基在给赵文璧的信中，对赵文璧和邵慈云作了如下驳斥：

    你捏造事实企图证明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原稿。这对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出国期中，章伯钧造谣，向史良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史良、马叙伦竟公开发表谈话，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要我回国后交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端的。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天，你告诉我，储安平在六月十五日在光明日报社社务紧急会议中已经否认了这件事。后来我知道在社务会会议上章伯钧还向储安平认了错。我亦告诉过你，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在电话中否认他向史良说过这样的话。事件本来清楚了。八月十号你到民盟整风座谈会中来发言，你却挺身而出来证明我的确看了储的发言稿。你的证明事实是这样：六月二日早晨你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整风出了问题了，储安平的错误言论也出来了。”于是你根据假造的事实做推论说：“当时报纸未出，根据后来调查证明罗隆基六月一日并未出席统战部的整风座谈会。罗何以事先知道储安平的发言内容呢？他说他事先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显然是个矛盾。”（见大公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你的发言全文）

    你这段话说得像煞有介事，并且说“根据后来调查证明”。我倒要问你，你真调查过吗？这一句话恰恰证明你造谣。事实是我不止出席了六月一号的统战部的座谈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你再看看六月二号的光明日报，报上说得清清楚楚（两条消息）“九人小组召集人罗隆基在昨天会上报告了起草经过和其他问题”（见光明日报六月二号第一版）你竟有这样大的胆子张开眼睛说瞎话，来做揭露。这不是造谣是什么？那天会的中途我出去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是事实，但后来我又回到了座谈会。我六月一号就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这是奇怪吗？真像你所说有“矛盾”吗？最妙是邵慈云，她竟根据你这谎言，引而伸之，到民盟座谈会上再来做第二次揭发。她造谣的胆子比你更大。我的日程都是由她掌握的。她竟利用我的秘书身份，说得像煞有介事，说我六月一号上午接见富尔，下午在部办公。六月一号夜间在政协大礼堂开支持哥伦坡和平会的大会，日程排得满满地，第二天早晨不看报就同赵文璧谈储安平的发言。这就是我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稿内容的证明。她既掌握我的日程，她就故意隐瞒我六月一号上午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一项。她竟敢一手遮天地说我没有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她还捏造说我六月一号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以便一口咬定我没有到座谈会。从早上八点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有这样接见外宾的道理吗？不让外宾吃午饭吗？她一心一意想到造谣，而不分析自己假造的证据是“见金不见人”的拙劣技术。好吧，姑假定像邵慈云所说，我六月一号没有到座谈会，她用头脑想过没有，六月一号晚上政协礼堂到大会的是些什么人。到大会的人中就有许多是参加上午座谈会的人。许多人就在会上议论储安平荒谬发言这件事。我是聋子吗？邵慈云可以禁止我听见吗？难道我六月二号早晨不看报而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真是奇怪，是矛盾，是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的证明吗？进一步来说，六月一号储安平发言是这样一个惊人的错误，并且储把他的发言自己印好在会上分发，因此会后一传十，十传百，当日已经传开了。没有到上午座谈会而知道这件事的人总有好几百了。难道你同邵慈云就要诬陷这一切人都是事先看了储的发言稿吗？否则，他们没有到座谈会，怎样知道这件事呢？我在补充交代中说得明明白白，我说六月二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我即向浦批评储安平，我并没有说是浦熙修“首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意思是说，我首先对浦熙修，后来对钱端升批评储安平。交代中写得明明白白。而邵慈云竟在揭发中故为其词地说，罗没有看报，又不可能在早晨遇到了浦熙修，怎能知道储安平发言内容呢？事实真是这样吗？你们真有这样简单的逻辑吗？那真太可笑了。①

    罗隆基在致赵文璧的信中还说：

    我绝对不埋怨你们对我的错误尽情揭发。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使错误的人彻底改造。有了错误，就应该承认，别人揭发是帮助自己改造。我认为我们今天因为犯了错误，以后更应该好好做人。我自己要做人，我希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好好地做人。那末，我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捏造事实，诬陷别人了。①

    罗隆基在信中，还对赵文璧的所谓“揭发”，痛加驳斥道：

    你在座谈会上凭空捏造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伍千元。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捏造时却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前的时候，伍千元还不是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伍千元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赔过五毛钱，五分钱吗？你这段话，报上亦没有发表，因为捏造得太不近情理。不过，以此一端，就可以推想你的所谓一切揭露的真实性了。这不是你自己证明你自己做假揭露吗？②

    罗隆基还指出：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来说，你的捏造虽然不算最多的，却是最严重的。第一，别人捏造的大概都是一些历史往事，你所捏造的是指现在的行动。换句话说，是现行的事；第二，别人捏造的有些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例如捏造周佛海的老婆到过我家并且说我介绍她为“我最好的朋友的太太”等，你所捏造的是政治性的东西，例如说我指示你，要取消森工部党的领导以为示范等等；第三，别人与我的关系不同，而你却是社会上所谓我的“亲信”。“亲信”揭发难道还会假造，还会冤枉吗？由于这三个理由，所以你的捏造就更严重，对我为害就更大了。①

    从罗隆基的这些遗稿中，可以看出罗隆基对于“三人成市虎”那三人满腔愤懑。不过，在那扭曲的时代，人性被扭曲了。那三人是在政治高压下，才被迫作那些“揭发”的。罗隆基是蒙冤者。那三人何尝不是蒙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