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投入斗争人数已达数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而且已被驳得理屈词穷、败下阵来……”

    这番“宏论”，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说的。

    这位毛泽东的“好学生”，紧跟毛泽东，所以把上海的“反右派运动”也搞得“火热朝天”。

    柯庆施仿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也要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反右派”的战场。柯庆施如此说：

    “会议上的斗争将和会外的民主党派、文艺、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工商界等各条反右派战线配合，把全市的反右派斗争推向新的高潮。”①

    柯庆施还对上海的“反右派”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上海市在前一阶段中一些重要右派分子已经被揭发出来，许多基层单位也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①

    后来，柯庆施的这一报告，以《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整风》为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柯庆施说：

    上海的右派是存在已久的，这次暴露得比较彻底。他们中间，主要是这三种人：

    一种是原来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中的右翼，他们历来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有比较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有“民主教授”“进步人士”等伪装，在一部分群众中有欺骗作用，这次起了带头和进攻的作用；

    一种是过去的当权派，是国民党时期的台上人物，他们已臭名远扬，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平时不敢抛头露面，这次以为天下大变，也纷纷出动了；

    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几种人是客观存在，遇有机会总要浮出来的。这次大暴露，不足为奇，而且是好事。

    对于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是非常关心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他来上海，“那时我是来点火的”。

    过了一百天，毛泽东又来上海。这一回，他则是来号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点了上海一连串的“右派分子”的名：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①

    毛泽东这样把北京和上海的“右派”们相提并论：

    “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②

    当然，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有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的“反右派运动”点起了两把大火。

    在毛泽东的亲自点名之下，在“好学生”柯庆施的努力贯彻之下，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果然“轰轰烈烈”……

    《打垮了右派锻炼了群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这样的标题报导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了九天的论战”。报导称：

    这次大辩论中，共对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二十多个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十五个右派分子是在会前已经在社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的，他们是：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沈志远、王造时、陆诒、夏高阳、张孟闻、许杰、罗家衡、李康年、王子建、韩鸣、鲁莽、许卜五等。有一些是会上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他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董任坚、上海市回民中等学校校长金幼云、天主教内右派集团分子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党内右派分子吴承禧等。

    报导说：

    许多本来对斗争认识模糊的中间群众也觉悟过来，不少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人，这次在会上都情不自禁地起来发言痛斥右派。年过七旬的考古家徐森玉、老画家丰子恺、书法家沈尹默等老先生，都在会上慷慨陈词。人民代表胡仲藩检讨自己过去对反右派斗争一直抱“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次会上他才认识到“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

    这篇报导，倒是留下了上海“反右派运动”的瞬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