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把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整风运动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四个阶段，大鸣大放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
反击右派，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
到了十月，渐渐进入整改阶段。当然，由于全国各地“反右派运动”的进度不一，所以转入整改阶段的时间也不一致。
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醒目报导：
《中央国家机关陆续转入整改阶段一周内贴出三百多张大字报掀起鸣放热潮》
这表明这时中央国家机关已从“反右派运动”逐渐转入“整改阶段”。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实习生时，谈及了国内的“反右派运动”：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鸣放，到人民面前去报账，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打垮了……
在“整改阶段”，着手对“右派”的组织处理。这表明“反右派运动”已进入尾声。
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四个月，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统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八百三十七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五，其中：右派骨干分子八百二十八名，一般右派分子四千零九名，党员右派为七百五十四名。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曾这么说及“右派”的处理：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着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十二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着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内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职。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六十二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五十三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又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九十六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作为“标兵”，写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为“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九十六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在这九十六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降职，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只有两人免于处分。
当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纷纷作出决定，撤销那些被划为右派分子者的职务。
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免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的部长职务，并将这一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一月三十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南省委的请示，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右派的政策。他说：
“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二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撤销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黄琪翔的委员职务。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
在对右派分子作了组织处理之后，对他们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
一、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
二、对于右派分子，除实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劳动察看外，一般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给以适当的工作；
三、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和级别，给以相应的生活待遇。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酌给临时补助。在政治待遇上，让他们参加某些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阅读可以让他们阅读的文件。但对于某些公开出面的政治活动，凡是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或造成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不要让他们参加。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党外右派分子处理报批手续的通知》。
这一《通知》规定：
一、原任副省（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省、市、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的右派分子，其处理应报中央审批。
二、右派分子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撤消或者保留，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意见报中央批准或者由中央决定。
三、对九十六名标兵中的右派分子，在处理上如有原则变动，应当报中央审批；如果只是轻重程度上的改变，即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四、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政协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均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所规定的处理原则和标准自行决定，报中央备案，不必事先请示中央。其他的党外右派分子（副厅、局长级以下）即由你们自行处理。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正确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
《指示》规定，要把中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调离学校另行安置，或者将其中有教学能力而又愿意悔改的，调到教师人数较多和党的领导较强的学校去任教，以观后效。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定息延长为七年，是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现在才过两年，不宜有所改变。
运动中套着运动。在整改之中，又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名曰：“双反运动”。
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反”运动。
随着“双反”运动的开展，那“反保守”被引导到反对“反右派运动”中的“保守思想”。于是，全国又进行了一场“反右补课”。许多人在“补课”中被“补为”“右派”。
傅雷先生就是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为“右派分子”的。
现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李伦新先生告诉笔者，那时他还是小伙子，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便是在“反右补课”中，坐上“末班车”，被“补”为“右派”。他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还忙着批“右派”呢。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把他“补”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毕竟问题最“轻”，一年后，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内中就有他。所以，他成了最晚的“右派”、最早的摘帽者！①
紧接着，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整风运动要逐渐转入第四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
这一《指示》指出：
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指示》还指出：
为了有力的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反右派运动”的最后一仗，是在当年四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贴满了批判校长马寅初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上写着：“马老，究竟属于哪个马家？”那是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所谓“哪个马家”，是指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康生指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于马寅初的批判，成了“反右派运动”尾声中一个强音符。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发言中都汇报了在本地区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右派集团”、“反党集团”斗争的情况。到了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大体上画上了句号。
“反右派运动”的恶果，便是导致中国向“左”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发出号召，“来一个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右派分子”张奚若道：“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凯歌”便响遍中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