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右派分子”沾了国庆十周年的光，虽说第一回按比例只摘掉十分之一的帽子，但是总算开始摘帽了。
此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话，“阴摘一批，阳摘一批”，慢慢的，一批又一批总算摘去头上的帽子。
到了一九六二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二月三日，朱德说：“这几年党的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八日，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刘少奇则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么一来，中国的政治气氛转向宽松。
三月六日，陈毅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紧接着，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
“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一时间，“甄别”、“平反”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而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也可以平反，自然也就令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
很多人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右派”甚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
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示，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领导以莫大的鼓舞。中共中央的指示，批判了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批示指出：
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既然要批判在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理所当然，已经到了可以提出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的时候了！
顺便提一笔：就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的两天后——十六日，彭德怀发出给毛泽东的长信（即八万言书），申明他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要求“翻”那庐山之“案”。这表明政治气候确实正在“回暖”。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三主持，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写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
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如果这个报告得以贯彻，那么将会有数以万计的“右派”可以得到平反！
说实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无看法。他们是与诸多民主人士直接打交道的部门，深知民主人士们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冤屈。虽说在一九五七年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参与了“阳谋”，参与了“反右派运动”，但是到了这政治气候“回暖”的时候，也就提出了要为错划的“右派”平反。
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报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在中共中央压了二十天，才作批复。
出乎意料，中共中央在批复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不仅不同意对于“右派”的甄别、平反，而且甚至提出要给一些在摘帽后“表现很坏”的“右派分子”重新戴上帽子！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全文如下：
中央统战部并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同志：
你们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所附平杰三等同志关于安置右派分子的意见，已悉。中央同意你们今年八月下旬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和再给一批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者有相当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意见。此外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
一、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二、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帽子给他们戴上。
三、在精简中，对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
中国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作出那样的批复，是因为“风向”变了！
就在中共中央作了那次批复后的一个月，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着名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黑暗风”是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
这么一来，中共中央统战部也就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对于“右派”的甄别、平反了——因为那会被视为“翻案风”！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只得又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从此，中国的“左”风越刮越烈，直至爆发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