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这人，上海报纸称之“香港雕塑家”，香港报纸则称之“上海雕塑家”。其实怎么说都对：他持香港护照，在香港安家，当然算是香港雕塑家；可是，他原本在上海工作，至今在上海仍有寓所，所以也可算是上海雕塑家。一年到头，他在香港、上海两头跑。他总是说，什么“香港雕塑家”、“上海雕塑家”，叫我“中国雕塑家”最恰当！
沈默此人的经历，颇为奇特。我隐约记得，他有一次偶然跟我说起：“别看我现在一边雕塑，一边下海，人家都喊我‘香港老板’。其实，我当年是道道地地的工人阶级，是很正统的中共党员！我那时理发，从来不上油，尖头皮鞋也绝对不穿，以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论革命资历，我算是离休干部呢。后来，我成了‘右派’……”
他眼下在上海投资办厂，是名符其实的“香港老板”。他怎么会从工人阶级、革命干部、中共党员，变为“右派分子”，变为“香港雕塑家”，又变为“香港老板”的呢？“哦，说来话长……”沈默这一回打破了沉默，说起了他的曲折人生。他告诉我，根据他的传奇经历，香港在筹拍电视剧《雕塑人生》。
他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我讲述他的“雕塑人生”。我仿佛觉得，他的人生道路上，时时打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
沈默其实原本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沈志达。一九三二年，他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嵊县农村，难怪他至今仍讲一口“绍兴官话”。他的父亲沈树根，是中农。沈默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原本默默地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他的一生。
在解放前夕，沈默正在嵊县中学上学，一桩突然发生的不幸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是当时担任乡长的他的堂房叔叔，和他的父亲发生冲突。乡长有手枪，用枪打伤了他的父亲，并把他的三哥打成重伤（后来死去）。乡长扬言，他的手枪里还有十二颗子弹，而沈默一家十二口人，正好一人“吃”一颗！
在县城上学的沈默，要走五里路才能回到家中。在路上，很容易遭到乡长的袭击。家人通知他，赶紧远逃，千万不能回家。
一个农村青年，能逃到哪里去呢？他听说山上有中共的游击队，叫“三五支队”，他投奔那里。所以，如今他按资历，倒是货真价实的离休干部。
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红旗插上了嵊县。沈默从游击队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大学的学员。他穿起了军装，别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从此，他成为红色军队的一员。
那时的军事大学是随军流动的。沈默这一“流”，从浙江“流”到了四川，驻扎在合川。他在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便是李德生。
沈默原先生过肺病，入伍后不久复发，吐血不已。无奈，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他不得不复员，从四川“流”到上海。从此，他那“雕塑人生”中的一幕幕悲喜剧，就在上海发生。
沈默在小学时就酷爱美术。他的老师见了他的画，说他将来会大有出息，会成为画家。他来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厂——上海冶炼厂。考虑到他爱画画，沈默被安排到厂工会里，担任宣传副主任兼俱乐部主任。这时的沈默，年方二十。
由于沈默打过游击参过军，加上工作又积极，况且生活作风朴素——也就是他所说的“头发不上油，不穿尖头皮鞋”，他在工厂里成了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一九五五年，沈默加入中共。这时，他不过二十三岁。他来自农村，当过兵，现在又是工人阶级，集“工农兵”于一身，如果他沿着红色之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迈上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小的干部。
不过，他不擅长于政治，却是艺术家的素质。那时的他，喜欢画画，也喜欢捏泥巴，做雕塑。他成了上海《劳动报》的通讯员，给报纸画漫画。由于厂里另一个通讯员取了个笔名“唐突”，他就取了个“沈默”作笔名，意思是“唐突乱说乱讲，沈默不声不响”。
万万没想到，这个“不声不响”的沈默，却因一幅漫画，闯下大祸！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厂长，要沈默画漫画。那位厂长是老干部，来到上海以后，抛弃了山东小脚发妻，在上海另娶了年轻女子。也真巧，上海当时有家漫画杂志，刚发表了一幅漫画《陈世美不认前妻》，讽刺的也是这样的现象。沈默依据那幅漫画作为蓝本，加以放大，画成大字报在厂里贴出。这张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全厂……
沈默从此埋下祸根。
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最初，还没有把沈默视为“右派”，因为他毕竟是“红小鬼”出身，又是中共党员，没有什么“阶级仇恨”可言。所以只是把沈默“下放”：沈默被送往上海北郊的张庙农村，在松南乡担任俱乐部主任。
“反右派”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般展开。上海冶炼厂的一个个“右派分子”被揪出来，只是“数量”还不够，需要“补课”！于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开展“反右派补课”。
原本在农村劳动的沈默，以为可以躲过这场政治灾难。不料，厂里突然派车把他接回去。他被“补”为“右派分子”，在厂里受到批判。批来批去，全是因为他画了那张漫画。“批判”的“逻辑”是这样的：
画《陈世美不认前妻》，就是“丑化革命老干部”；
“丑化革命老干部”，就是“丑化党”；
“丑化党”，就是“反党”；
“反党”，就是“右派分子”！
沈默因画致祸，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降薪的处分。他降为“二级办事员”，每月工资五十三元。
沈默再度下农村。这一回，他不再是“下放干部”，而是被“监督劳动”的“五类分子”。
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六岁，就像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一样，心境怆然。
沈默在松南乡南沈村种地。他的住处，人称“洋房”——原本是羊房。遇上下雨天，不下地，沈默在“洋房”里闲着无事。望着门前湿漉漉的泥巴，他灵机一动，何不用泥巴做雕塑！
就这样，他把政治上的失落，置于九霄云外。农村里遍地是泥巴，而独居“洋房”又无人打扰，有的是时间。沈默迷醉于雕塑。政治风波，硬是把沈默推上了雕塑艺术家之路！
雕塑使他忘却了痛苦，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世界之中。
在农村“监督劳动”了一年多，他终于调回厂里。
在厂里，他仍然被“监督劳动”。他被调去运铜。铜件是那么的沉重，他累倒了：不光是旧病复发，又吐血了，而且又添了新病——高血压。
他不得不请长期病假。医务室给他开病假单，一开就是三个月。
想不到，这病，又给他学习雕塑提供了良机！
张充仁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雕塑家。上海流传一句话：“美术学校好考，充仁画室难进。”
所谓“充仁画室”，实际上也就是张充仁办的私立美术学校。那里所收的学费很高，所以那里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富家子弟。
沈默对张充仁钦慕已久，很想进入充仁画室深造。可是，凭他那每月五十三元工资，怎能跨进充仁画室的门槛？
病休中的沈默，去找画家颜文梁设法。过去，沈默在厂工会工作时，曾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学过画画和雕塑，结识了颜文梁老师。
颜文梁跟张充仁颇有交情。他听了沈默的求助之意，当即拨通了张充仁的电话。颜文梁在电话中向张充仁介绍了沈默，请求张充仁收沈默为学生。张充仁没有答应。于是，那电话成了“马拉松电话”。颜文梁在电话中跟张充仁“磨”，而张充仁始终不肯松口。
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进展。颜文梁不得不退了一步：“让沈默带上作品到你那儿去，你给他指点一下，好不好？”
这下子，张充仁倒是答应了。
于是，沈默赶紧回家——那时，他住在上海哥哥家中，挑选了自己的素描、水彩、浮雕等作品，怀着又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赶往上海合肥路张宅。
一幢三上三下的楼房，便是“充仁画室”的所在。沈默进去后，张充仁的女儿让他在客厅稍候。过了一会儿，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沈默连忙站了起来。果真，他仰慕的张充仁先生来了。
张充仁坐定后，慢慢地看沈默的作品。他先看沈默的静物素描——素描是雕塑的基本功。张先生看罢，说了一句完全出乎沈默意外的话：“如果叫我画，也比你好不了多少。”这表明，张先生是颇有眼力的。
接着，张充仁看沈默的水彩。这一回，他摇了摇头，说水彩不怎么样。
最后，他看雕塑作品，摇了的头又点了起来。
张先生对沈默的作品作了总的评价：“如果你继续用功，不出三年，你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
沈默赶紧问道：“张先生，我能在你这里学习吗？”
张充仁答：“可以。”
命运之神是那样的奇特。真是阴差阳错，“右派”冤案，使沈默转向了雕塑艺术，而“监督劳动”引发的疾病，加上张充仁的慧眼和爱才，却使沈默有机会在充仁画室得以深造——他这个雕塑家，是被命运如此“塑造”的！
“文革”风波刚起，张充仁就成了醒目的冲击目标。红卫兵拿起“铁扫帚”，对充仁画室进行大抄家。张充仁先生一尊尊精心雕塑的作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沈默是充仁画室里惟一的“工人阶级”，他在暗中为恩师转移黄金饰品。他生怕有失，把黄金包裹于腰带，终日不离身，以不负恩师的重托……
不过，他从此无法再在恩师身边学习雕塑技艺了。
命运之神又一次跟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沸沸扬扬的“革命”浪潮，使他无法安心于雕塑，他居然又从艺术转向政治。沉默多年的沈默，竟然在“文革”舞台上活跃一时。
那时，复员军人们组织起全国性的造反组织——“红卫军”。沈默乃复员军人，他不仅加入了“红卫军”，而且成了“红卫军”上海总部的头头。
沈默才活跃了几天，“红卫军”就遭到了取缔。位于上海华山路上的“红卫军”总部突然遭到包围，沈默在跳墙时，被抓了起来。
于是，“摘帽右派”的老账被翻出来了——虽说沈默在一九六一年已经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摘了帽子，依然是“摘帽右派”。
此时，“老账新账一起算”，“摘帽右派”的旧账加上“红卫军”头头的新账，他成了“坏头头”，亦即成了“反革命”。于是，他被关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成了阶下囚。
在梦中，他常常回到充仁画室，又在那里用泥巴雕塑。醒来后，不得不仰天长叹。在“洋房”里，他虽是“监督劳动”的对象，却还有无穷无尽的泥巴可供他雕塑之用。可是，在狱中，只有水泥地皮，觅不到半点烂泥。
技痒难熬的他，在用肥皂洗手时，忽然来了“灵感”：这肥皂不是可以用来雕塑吗？材料问题有了着落，可是没有工具还是不行。他用筷子在水泥马桶上磨，终于磨成了一把雕刀。
于是，他背着看守，悄悄地重温雕塑梦。他以同室的狱友为模特儿，用肥皂雕出了翊翊如生的头像，使狱友惊喜不已！
于是，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囚犯们在一个月一次的“接见”家属时，纷纷要家属下一回探监时务必带几块日用肥皂！
其实，那是沈默在比较了种种肥皂之后，发觉只有日用肥皂不软不硬，最宜雕塑。何况日用肥皂色泽橙黄，做出的雕塑近乎黄杨木雕，放在窗台上，迎着阳光，是半透明的，有着玉石的质感。
沈默在狱中“发明”的“肥皂雕塑”，可谓绝无仅有。狱友们都精心保存着沈默的这些“肥皂雕塑”。
他以“坏头头”之罪，在狱中关了四年，这才于一九七一年获释。
出狱后，他依然回到上海冶炼厂。不过，他很快被杨浦公园借调。那里要建造少先队员群雕，请沈默出马。
尽管“文革”浪潮依旧，沈默却总算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不断地被借调，在这里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雕泥人，在那里为某某雕像出力。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他才在本单位“亮相”。这比蹲监狱要自在多了，何况又从事于他酷爱的雕塑事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沈默的岳父母获准移居澳门。沈默的太太带着两个儿子，也移居澳门。这下子，只剩下沈默独自一人在上海。
沈默埋头于雕塑，进入他的艺术生涯的黄金岁月。他变得很忙，他的新作不断地问世，获得了“东方小罗丹”的美誉。他被借调到上海油雕室从事专业创作。
不久，沈默获准迁往香港——本来，他是应该迁往澳门的，他以为香港的局面更大，更适合于他。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批准他前往香港。他原定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离沪，为了给巴金赶制塑像，他推迟了行程，直至完成后才前往香港。
沈默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他从此也就变成了“香港雕塑家”。
他的广有影响的作品是《“文革”纪念碑》。那是他响应作家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以为应该有一座“文革”纪念碑。他雕塑了一位裸体女子，在颈部、胸部、部、踝部，被用四根绳子绑在天安门前的华表柱上。女子脚前的一个骷髅，象征在“文革”中死难的同胞。这一作品参加第四届亚洲国际美展，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报纸称赞：“写实得形神具备，仿佛贯注了生命，沈默捏出来的塑像在呼吸。”又道：“沈默的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适当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肖像形神兼备。不但逼真，而且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
一九八九年，沈默应邀前往台湾。他在台湾也受到了新闻传媒的广泛报导。台湾杂志评论沈默作品：“在写实方面有很高造诣，立体头像维肖维妙，粗犷中带细腻。”
沈默手中有钱，他回上海投资办厂。于是，他又成了“香港老板”。
他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历尽了艰辛。我的艺术造诣，是千辛万苦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