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本我想起来就要流泪的书。

    广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人来了，无数的人走了，无数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产生，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死亡，甚至是个体的消失。一个偌大的城市，一条生命的消逝，绝不比垃圾箱里一条已经僵硬的猫的尸体更加值钱。

    我的意思是，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成功”后躺在沙发上剔牙，顺便打几个饱嗝。相反，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我是不想提及的，假若早几年，我也许会因为回忆而哭泣。我不是娘娘腔，动辄会为晴风雪雨而哀愁，相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广东，一个不够坚强的男人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卷好铺盖滚蛋，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你对我的话产生怀疑，那我告诉你我初到广东前三年的大体状况：

    第一年没钱回家，第二年在《经济时报》，第三年回家时母亲已头发花白，修自行车的父亲头发也掉光了。

    双亲一个有糖尿病，一个有心脏病，哥哥车祸后赔了一大笔钱。我有一个亲戚当时在镇上一所学校当校长，算是个很有体面的人，在这一方穷山恶水里算是有些“人脉”的。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等我大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可以托他帮我谋一个糊口的职业，最好能去学校当老师。看着父亲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的心里像被堵了一块巨石。求人的滋味儿太难了，我拦住父亲，告诉他我不想做老师。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绝不回家。

    我父亲是个修车匠，经常把一摞毛票放在家里，我每天去上学，就从里面抽三角钱出来“过早”（吃早饭），绝不多拿一分钱。后来，也许是看我吃的挺多，小孩子要发育身体嘛，就由三角钱涨到了五角，但我还是只拿三角，我知道家里赚钱的艰辛。

    我从小就恨那些家里有钱的人，他们家里有钱，就可以欺负别人。偏偏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因此挨了不少打，我右手的一根骨头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可以说，对于家境相对富裕的那些人，我天生有着排斥心理。直到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就能和我拉近许多距离。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父母，怕孩子惹事，怕孩子出事，我小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因为到长江里洗澡，所以夭折了。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湖泊星罗棋布，都是长江分出来的支流。湖多，鱼也多，因下河洗澡捕鱼而失足溺水的事很多。我的那几个同学，起初只有一人落水，既而施救，不断被拽入水中，遂成一惨剧。溺水而亡的尸体一时半会浮不上水面，就有小舟来回逡巡，用五爪铁钩探寻。当事者的父母在水边哭的死去活来，晕厥数次，跪求得一完尸。盖因尸体如不当天找到，会被流水带到下游，于隐蔽处发臭腐烂，也不得而知。大约快天黑的时候，铁锚一沉，就听人喊：在这里！紧跟着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的父母于是很怕我也死掉，对我看的很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我随便到一个乡里去，当一个老师，每月拿三四百块钱的薪水，闲时搞一下家教，补贴家用。这当然是个谋生活的途径，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也是早晚能达成所愿的，但我不想就这么活着。我说我想出去，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

    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走，你们能给我提供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放我走。

    在农村，作为一个儿子，我其实做的挺糟糕的，因为我实在太想卓尔不群了。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是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小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争论，热爱思考，这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离家出走。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我应该留在农村，找个月薪七八百元的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并被晚会上人工掀起的小高潮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吧。他们应该从小给我也定了个五原则：不要瞎想；如果瞎想了，不要嚷嚷；如果嚷嚷了，不要当真；如果当真了，不要说走就走；如果说走就走，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三个原则：

    我不当老师；

    我不进工厂；

    我不求人。

    第一条原则我是很坚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毕业，对教育已经心灰意冷。我毕业的那个学校，是全国三类的专科院校（后来升本），录取分数线很低，可想而知，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会拥进来，里面的大部分人只为了拿个大学毕业证。抱着这样的“伟大理想”，校园生活有多精彩你就可想而知了，完全没有未来老师的样子，整天拿着家长的钱干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真难想象他们今后怎么在三尺讲台上为人师表。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黄昏恋，和一个大一的女孩子有了一段不太成功的感情。我们当时还小，幼稚得吓人，考虑问题不周到，后来肯定是要分手的，到最后，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她的家不在本地，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曾经的小女友，后来找了个老公，也在广东打工，每月挣一千八百块钱，买不起房，就想离婚。我当时已经混的人模狗样，她在电话里诉苦，说还是很想我的，能不能念个旧情，借点钱给她，好让她的老公买房。或者，直接离婚，跟我过。

    我当时在想，大学时你嫌地方远（其实也就是一个市里的两个县），现在我在广东，你反而要投怀送抱。这样的女人坚决不能要，好马不吃回头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也许我真的很绝情吧。我也很看不起她的男人，没钱买房可以想办法，但是把自己的女人像鹰一样撒出去，用肉体换钞票，实在是下下之策。

    这些事情对我有些影响，但是不算深，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太清苦，社会地位很低。可能这两年好了点，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除了不想当老师，我还不想进工厂。在广东，进工厂的含义就是背着铺盖卷，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但过程很难，男的要舞刀弄枪，女的要牺牲色相，总之不容易。

    我有几个亲戚，年轻时在工厂里混，老了就下岗，住在低矮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家四五口人，屋子只有二十多平米，竖条结构，像一枚巨大的口琴。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工厂里加工的衣服，除此无他。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小就受穷，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后，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再加上在我周围，教师和工人职业的亲属朋友，很难有快乐的生活。这不得不让我沮丧，也对我的择业观产生了影响。

    至于不求人，就是性格方面的事了，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自尊心很强，永远不会在熟人面前卑躬屈膝。

    在大学期间，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我在那所师范大学里待了几年，谈过“黄昏恋”，玩过“夕阳红”，但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当过家教，开过补习班，还卖过电脑，通过这些赚了一些钱。电脑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组装一台电脑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我最初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只知道我要靠这个赚钱。为此，我专门去了武汉的电脑城，专门跟踪那些从事电脑生意的商人。比如，他们是在哪里拿到的显卡，哪里的机箱是最便宜的，谁是一级代理商，通过跟踪都可以查清楚。有时候跟踪的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碗热干面，接着跟踪。这样，十几天下来，电脑生意的整个流程，找谁买哪些零件最实惠，就全明白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小官，就召集班干部，让他们在班里宣传买电脑，就说“他们的表哥”在武汉从事电脑生意，找他们买可以享受优惠，每台给他们四五百块钱的回扣。就这样，我算是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知道自己有经商的头脑。当时在学校，和我一样想办法赚钱的人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在等着毕业后找个老师的工作混吃等死，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经商，一半从政。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人生也埋下了伏笔。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学生时代是很幼稚的，一个班级，八九十条枪，头皮凑在一起，能吃一个盒饭，就是兄弟。但是踏入社会，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几个同为中文系的校友，大学里开始谈恋爱，小鸳鸯成双入对。毕业后，随着打工潮一起去了广东，身无长物，听到昔日同窗有发迹者，赶去投奔。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自然要拍些马屁，反而为发迹者所不齿。我曾听一个混的比较不错的同窗，很得意地跟我讲这些事，反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求我的吗？”

    然后一脸鄙夷地说：“就像狗一样。”

    我观察过一些大学毕业后“飞黄腾达”的校友，之前在校园里，我认为校园是一块净土，而且是人的一生中唯一的那么一块。在校园里遇到的善良人、好兄弟，到了社会也许会变；在校园里遇到的极品，几年之后也许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外打拼那么多年，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被社会浸染、熔炉，他还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助力。

    新西兰《奥塔戈每日时报》网站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未来的举止仍难预测》，语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戴维·香博先生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身份认同：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演讲中，戴维·香博先生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事实上，他将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

    我的同学，昔日的大学校友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尖酸、刻薄、冷漠、温情、善良、不温不火，等等，十年之后，他们还会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会加倍。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的只是追求、坚持以及珍惜梦想。只有在你不停的去主动靠近它的时候，它才有可能照进现实。

    2000年1月1日晴

    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

    少时，老师曾在课堂上提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抢答，老师颔首期待。我说：“我想在山坡上放一群羊。”话音未落，全班已是咯咯哈哈笑得一片狼藉。老师用纤纤玉指点着我的前额，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别人都想当科学家、工程师，偏偏你想当个羊倌儿！”我又不知轻重地反驳道：“老师，要是人人都不放羊，哪里有羊肉串吃？”全班再次笑倒。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你，你，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真的，我当时真想在山坡上放一群洁白的羊，骑一匹高大的白马，在蓝天之下，绿草之上，绕着羊群畅快地奔跑，把牧羊鞭在空中甩得叭叭作响……

    后来，我当然没能当上羊倌儿，故乡已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像白云一样飘来飘去的羊群。我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平庸的工作，过着虫子一样的生活，交着一群虫子一样的朋友。更不可救药的是，我爱上了虫子们。

    居家时，常透过隔壁敞开的门，艳羡地注视我的邻居，一对这个城市再平常不过的中年夫妻。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妻子下岗后在家当主妇，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相互依偎着看电视，目不转睛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看，并且相互讨论，猜测剧情。有时，丈夫看累了，就把头埋在妻子的怀里，香甜地睡着了。有时，妻子轻轻按下丈夫的头，为他拔一根闪亮的白发。有时，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很自然地对视一会儿，然后一齐心领神会地微笑起来。这两只虫子的生活细节，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神秘而温暖的力量。

    也曾遇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人，其“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气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光荣梦想，“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入仕追求，听起来直让人耳热心跳。然而无论成功与否，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不堪，或者奔若惊兔极度疲惫，或者深感失落凄凄惶惶，全不如虫子们逍遥自在。

    上天安排了一个村庄，必然要造就一口井，虫子也有虫子存在的理由。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