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当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分享革命盛宴时，真正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却迟至1912年10月才结束长达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此时离武昌起义已经一年了。
梁启超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观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处海外、跳出利益圈则更有利于他保持头脑的清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温和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革命派。
按梁启超的设想，第一派毋庸组成政党，第二派须组成政党，第三派则应改造为政党；如此，官僚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官僚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
很明显，梁启超对革命党颇抱有成见：“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尽管梁启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两党制的构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综上所论，梁启超实际上是主张在开明专制下逐步培育政党政治，这与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间，梁启超便认为宪政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认为开明专制系走向宪政的必经阶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远未及格，施政机关也未曾整备，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而纵观世界，其他民主宪政国家也大都有过一段开明专制的预备期。
梁启超是自负的，他曾说，“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北洋实力派已经各有其主，唯独原立宪派群龙无首，如果梁启超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还是有可能充当领袖的。事实上，当时也只有梁启超具备这个号召力。
在清末新政时期，梁启超曾利用《国风报》等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制度等，并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政闻社”。在政闻社《社约》中，梁启超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从前三点来看，梁启超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又通过国内的同志徐佛苏、孙洪伊等人于1911年2月组织了“宪友会”，为立宪后的政党竞争做准备。但是，还没有等到立宪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发，梁启超循序渐进的设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推倒重来。
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武昌起义后顺应大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转而提倡共和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但在民国前后，原立宪派四分五裂，各政党组织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汤化龙、林长民、张嘉璈等人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宪友会”成员），章太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组织的“统一党”，孙洪伊等组织的“共和统一党”，范源廉、黄远庸、籍忠寅等人发起的“国民协会”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组织的“民社”，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在这些政党中，梁启超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最密切，该党中虽多为精英分子，然人数较少，因而影响力并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才与“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合并成“民主党”，但此时其他政党也都在纷纷合并重组，因而“民主党”在1912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大败，所得议席不过三十，这在号称“八百罗汉”的国会中（870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派。
失败之余，梁启超随即跨党加入势力较大的“共和党”，以求弥补。“共和党”是1912年5月由“统一党”、“民社”等合并而来，党人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知名人物如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熊希龄、范源濂、程德全等人。“共和党”成立后，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部，党员数量一度超过10万人，成为仅次于“国民党”（即原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可控议席近250席）。
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梁启超便为之起草了一份《中国立国大方针》的商榷书，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政党内阁”的主张；另外，梁启超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则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正如其在早年《新民说》中提到的，“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启超之所以加入“共和党”，其目的便是要缔造一个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
但是，即便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在国会中控制过半议席也无完全把握，因而梁启超又将“统一党”纳入合并计划。“统一党”原为章太炎所组织，此时的党魁已换成王揖唐、王印川等人，该党一向与革命党人作对，又有袁世凯在背后撑腰，其声势也不算小，大概握有议席五十上下。
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三党人士大多表示支持，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一次三党联合恳谈会上，梁启超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
1913年5月底，在梁启超等人奔走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宣布成立“进步党”。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蕴宽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强大，初具大党规模。
从人员上来看，“进步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或清末旧官僚，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并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指责。
同盟会在民初的政治局面中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但其内部也遭遇不少的挑战。在革命成功之后，章太炎、张謇等人撰文呼吁，要求同盟会结束革命时期的秘密组织状态而改造成公开的政党组织（所谓“去革命化”），章太炎所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便是这个含义。而早期的革命党人章士钊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政归来后，也提出“毁党造党说”与章太炎相呼应。所谓“毁党造党”，即“毁无纲之党，造有纲之党”，为芸芸众党造两个对立的政纲，为中国走向两党制度作一预备期。
袁世凯当政后，孙中山、黄兴一度看淡革命，转而从事社会工作，同盟会的党务工作改由宋教仁负责。在思想上，宋教仁与梁启超有相通之处，他在民国成立后也一直致力于把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党改造成公开合法的普通政党，以实现其政党内阁的主张。在宋教仁看来，革命党乃“以激烈手段谋破坏”，政党乃“以和平手段谋建设”，两者因时代不同而使命迥异，进行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在民国成立后乃是大势所趋。
在全国各党各派纷纷合并重组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1912年3月，同盟会在南京宣布正式改组为公开政党，会员也在随后的数月间迅速增至十数万人，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政党。但共和党在合并其他党派后同样势力大增，在改选临时参议院时，同盟会已不占绝对多数。因此，同盟会的改组及合并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小党派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大党之外，还有一个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了一定的议席。“统一共和党”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该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由此成为同盟会的争取对象。
但是，两党合并中遇到不少的波折。首先，“统一共和党”不希望自己“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其次，他们并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其三，除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坚决“并党”外，一些老同盟会员反对合并他党，而另一些同盟会员则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声称，“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要与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的意见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于1912年8月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而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在谈判后同时并入。由此，新的“国民党”成立，而同盟会的名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宋教仁同样是主张两党制的，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据称，宋教仁曾密访过梁启超，其“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是否来自于此，目前尚不得而知。
宋教仁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国民党”能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进步党”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如此看来，民国两党制的格局似乎大有希望。
梁启超曾在《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对抗力”的概念，用以论述两党制的合理性。梁启超断言，真正的民主国家，都须有对抗力才能稳定结合成一整体，有执政党须有反对党，“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任何政府之稳健运行，须两党良性竞争形成稳定的政治对抗力，而两党政治是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由此可见，梁启超扶持“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最终组织“进步党”，其动机便在于构建两党政治，消灭专制与革命，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但是，政党本是英美国家的政治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几乎就是利益中人相互攻伐的代名词。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说：“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章士钊也在《民立报》上抨击道：“号称急进者，攻人不择人，骂人不择言，实为狂狷无识之士，自号温和者，附会权势，造谣生事……这种政党之争，纯属私见冲突，而非政见的论争。”
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戏称：“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不久即卷入“宋教仁遇刺案”并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民国初年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由此被打乱。在击败南方的革命党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方式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以涉嫌乱党为名取缔“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进而使国会瘫痪。由此，宋教仁功未竟而身先死，梁启超所设计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相对抗的两党政治也随着国会的最终解散而灰飞烟灭。
梁启超在一心打造民国两党制的时候，似乎对北洋实力派有所忽略或者毫无办法，他一相情愿地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对西方政党政治毫无所知的袁世凯却是一个“开明不足、专制有余”的旧派人物。在大小军阀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不管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是不切实际的舶来品。对于这些军事强人来说，有枪就有权，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什么“两党制”，统统都是隔靴搔痒、痴人说梦。由此，民国两党制的夭折，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宋教仁或梁启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