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同流水，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
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载沣出生于1883年，他在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当时年仅9岁。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当时他年仅26岁。光绪龙驭光归天后，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给载沣写信，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要求载沣“诛杀贼臣”。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在庚子年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不管是编练军队还是官制改革，还有预备立宪，他样样都要积极参与。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世凯铁杆心腹、惟其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可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重金豢养的绿营也是遇战即溃，毫无用处。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各省督抚多由汉人出任，地方权力过大，结果是尾大不掉，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特别在庚子年中，南方的汉人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众，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非得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届时非但不能削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如何处理。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作恐慌状。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关系重大，得和张之洞商量。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是汉人大臣，而且已是暮年，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沉吟半晌后，张之洞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他，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
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像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当他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拦住，偷偷地说：“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早筹自全之策为妙。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地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召来商议对策。属下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并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与风波。
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闹得是鸡犬不宁。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离开了北京。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疴”，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足见专制之毒，不言而喻。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其私党一个个清除，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杨士骧于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咨处大臣掌管陆军。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事实上，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
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最要命的是，载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太年轻了，也缺少政治经验。想和袁世凯斗，他恐怕还嫩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