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像中行说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远见的“汉奸”了。他叛逃了汉帝国,这固然是对于汉朝的不忠,但对他个人而言,他却从没爱过汉朝的土地,没有爱过就无需坚持。他早已厌倦了汉人的钩心斗角,汉人想用文明腐化匈奴,这更是他不能接受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行说出卖汉帝国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满是对这叛国事业的自豪。
冒顿单于病死之后,他的儿子稽粥继位为单于,号老上单于。在稽粥之前的单于都是没有号的,所以匈奴单于起号可能是跟汉朝学的。
关于“老上”二字,历来有两种解释,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解释说:“老上这个名词,当为汉字译义,可能是稽粥继立时,年岁已高,所以他自称老上单于。”另外,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也就是说稽粥从冒顿算起,列出了匈奴单于的世系继承,他认为他是第二代,“老上”相当于“二世”,不过此说徐广本人也是用存疑的口吻说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事情没人能拿得准。
老上单于执政时期,匈奴国力依然十分强大,并未因冒顿的死而有所改变。稽粥继任单于之后,带领匈奴人对月氏发起了第四次侵略战争,杀了月氏王并取其头为饮器,又使得一部分月氏人向西逃到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月氏人赶走了当地的一部分塞种人并在此定居。
匈奴人自此声威大震,国势蒸蒸日上,完全把控了西域地区,扼守东西方的贸易,国力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变得愈发强盛,汉朝实在难以与之相匹敌。
在这种汉弱匈强,实力悬殊的状况之下,西汉政府英明而果断地对老上单于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主动提出要同匈奴和亲,让一个籍贯燕地的宦官中行说护送一位宗室公主嫁到匈奴去。刘恒主要是想让中行说在路途中照顾公主的起居,但是中行说却坚决不同意前往匈奴,并且威胁汉朝朝廷说:“你们要是非强迫我到匈奴,我就会给你们造成祸患。”
中行说可能是一个向往匈奴淳朴民风的人,他鄙夷汉人钩心斗角、成天只顾着政治斗争。然而大概因为此人身在汉地,思想和行动不得不受到传统道德和规则的制约,特别是在行动上。
他不愿意主动前往匈奴,因为只要逃离了汉朝,他的思想束缚和行动束缚就会被解除,只要他到了匈奴,就会情不自禁地投身于那片土地。
事实也果真如此。中行说脾气犟,刘恒比他还犟,准确地说俩人都很犟,中行说最后还是被强行派往匈奴。结果这家伙赌气,到了那边就投降了,把他知道的汉朝机密一股脑全告诉了老上单于。稽粥闻知后大喜,对中行说宠幸有加。中行说也是卖国卖得痛快,以“卖国贼”的身份沾沾自喜,从此安心在匈奴定居。
匈奴人原本还挺喜欢汉朝人的丝绸和食物的,当然,这种喜欢绝不是一种依赖,只是一种好奇的心理罢了。然而中行说却认为,匈奴人喜爱汉人衣食是完全错误的,他对稽粥讲:“匈奴的总人口比不上汉朝一个郡的人口数量,可是匈奴却要比汉朝强大许多,这主要就是因为匈奴人的衣食习惯和汉朝人不相同。单于现在总是喜欢汉人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匈奴人不能对汉人产品产生依赖心理,不然汉人只需要拿出他们的物品中很少的部分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匈奴的人都收买走了。这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用心险恶的软化、同化政策。”
或许今天的读者听见这番话会觉得中行说是一派胡言,会拍案而起,怒斥道:“卖国贼中行说,我们汉人何尝有这样恶毒的想法,我们汉人的东西又何尝不好,汉人又何尝弱于匈奴以至于要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然而事实上,中行说讲得丝毫不错。在人类没有步入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里,一个民族的独立性是决定其兴亡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的独立性要建立在顺应其地区自然特征的基础之上。
中行说的说法无疑最有利于匈奴发展。
而且中行说认为,汉朝向匈奴大量地输送汉人物品是一场阴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贾谊确实向刘恒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且也得到了刘恒的采纳,这个在后文会细说,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稽粥十分认可中行说的说法,为了让匈奴人都能认识到汉朝的东西其实不如匈奴的东西好,每次汉朝那边有衣物送到匈奴来,稽粥就故意带人穿着丝织品在荆棘丛林中奔跑,让树枝把丝质的衣服全部划烂,以此来证明汉朝的丝质衣服质量不如匈奴的毡毯皮衣。稽粥还让人把汉朝运来的汉族食品全部倒掉,以此来表明那些东西和匈奴大奶酪相比差远了。除此以外,中行说还帮着单于记事记账、进行人口普查、调查民间资本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
上文的讲述是本着一种客观、中性的态度来进行的。然而如果我们翻阅《史记·匈奴列传》,你会觉得匈奴人很滑稽,他们的一系列做法都显得很矫情,稽粥也显得很不成熟,虽然和笔者讲的是同样的事情,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这其实和史迁本人的历史观有关。
司马迁在对匈奴史的记述上带有的主观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其实不仅是匈奴民族,司马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带有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到《史记》中,即是日本史学家泽田勳在其《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一书中提到的所谓“相对于其他(民族)集团的‘我方意识’”。
另外,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讲什么“中华正朔”“大汉民族主义”,认为“华夷有别”,这些传统观念在我们研究民族史学的时候是一定要排斥的。笔者一定要在正文的叙事中强调这些,就是因为今天社会中的多数人受到“华夷之辨”的影响而不能正视民族史学。事实上,这些强调少数民族文明在整体上完全落后于汉文明的思想带有着强烈的民族分裂意识和独裁意识,在今天完全不可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各位读者也就不能客观对待中行说接下来这番在和汉朝使臣辩论中说出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犀利言论了。
汉朝使臣来到匈奴,批评匈奴人不善待老人,中行说对此反驳道:“按照汉人的习俗,儿子参军之时父母是不是都要竭尽所能将最厚实的衣被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儿子呢?”
汉朝使者回道:“是。”
中行说紧接着说:“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人人弓马娴熟,国家战事繁多,老弱之人不能够参加战斗,所以将肥美的食物奖励给身体健壮的人,让这些人来保卫弱势群体、保卫国家,这样一来老少的安全都得到保障,怎么能说我们对老人不好呢!”
汉朝使者又批评道:“匈奴父子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穹庐(毡帐)之下。父亲死了,儿子会娶后母;哥哥(弟弟)死了,弟弟(哥哥)会把嫂子(弟媳)娶了。匈奴人不戴帽子不系腰带,不划分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间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尊卑不明显。”
中行说反驳道:“按照匈奴人的习俗,大家伙儿都是吃肉喝奶穿皮毛衣服的,牲畜们吃草饮水,可以随时转移。所以匈奴健儿都弓马娴熟,遇到战事都能作战,没有战事的时候都能安居乐业、专心生产,人们活动的约束很少,遇到任何事情都很容易处理。君臣之间没有繁杂无用的礼节,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犹如一个整体,政令传达得很好。
“父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家人就娶他们的妻子,这样家族的血统就能够得到保证,因而匈奴人的做法看起来有违伦理,实际上却保护了他们高贵的血统。
“而中原汉人虽然不娶父亲和兄弟的妻子,但是他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会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而变得疏离,最终导致家人之间相互残杀,甚至改变姓氏,这都是你们汉人讲所谓专制伦理而造成的结果。
“礼义等级发展到最后就会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放大到极点。传统礼仪就是用来使人们相互仇恨的;屋舍盖到极致,人力物力就都会枯竭。用从事农桑工作的办法来满足穿衣吃饭的需求,用建造城池的途径来起到防御外敌的目的,这就会导致老百姓在战争时期不会打仗,和平时期光顾着修城盖房。
“你们这些爱住房子的汉人啊,还是赶紧闭嘴的好,夸夸其谈那套少来,还戴帽子系腰带呢,成天装模作样的有个啥用啊!”
中行说的话尽管在汉朝人耳中可能不好听,但确实句句在理。
一个身体残疾的宦者能对中原王朝的传统伦理和专制制度以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有这样超前的认识,尽管他还是没有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那么透彻,但也值得尊敬了。
中行说的这番话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番调研的,我们如果抛弃中行说的政治立场,他似乎更像一位研究汉匈文化异同的学者,只是他的学术成绩被他的政治倾向掩盖了。
中行说是汉帝国的叛徒,可他更是历史上少有的,能清楚认识到汉匈两个民族文化性质差异的学者,他的观点具有拨乱反正的价值。
从此以后,汉朝使者算是在中行说面前抬不起头了,每次刘恒的使者想要狡辩,中行说都说:“你们少来这套,还是老老实实保质保量地把要给我们匈奴的布棉粮食准备好,这就行了。你们要是交的东西种类不齐全,质量有什么问题,那就等着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匈奴铁骑去踏坏你们的庄稼地吧!”
除此以外,中行说还经常帮着老上单于试探汉朝的哪个地方可以进攻,哪个地方不能进攻,一心一意深入匈奴国内研究汉匈文化异同,同时尽心尽力地辅佐匈奴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对汉朝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三年之后,大规模的匈奴兵入侵汉朝边境,汉匈关系再度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