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时代即将落幕，回首他执政的二十三年，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很用力地总结了他的许多政绩，然而却依旧没能概括全面。是非功过后人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尽可能用理性掩饰欲望的一代贤君。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天下大旱，蝗虫肆虐，刘恒下了一道诏书，内容一共有七条：

    第一，要求各地方政府做好安稳百姓的工作；

    第二，下令免除了诸侯国向中央朝廷的进贡；

    第三，允许百姓在原本仅限政府开发使用的山林水泽中打猎、捕鱼；

    第四，减少了许多刘恒个人的衣食用度和游乐；

    第五，削减了在刘恒身边郎官的人数；

    第六，从粮仓中拿出粮食发放给灾民；

    第七，让穷人用爵位换钱。

    这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刘恒的最后一件政事了。

    史迁紧接着梳理了刘恒个人的主要政绩，我将之总结成了四点：

    首先，刘恒生活节俭。

    刘恒一共在位二十三年，这期间不论是宫室还是园林，包括马、狗、衣服、车子，没一样有过数量上的增加。遇到战乱或者大型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是把自家园林打开让老百姓进去采摘、打猎、耕种。

    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工程预算要耗费百金。刘恒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道：“你们这瞎搞啥啊，知不知道百金可是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总和？我现在在先帝留下来的宫殿里明明住得好好的，干吗要花这么多钱再建一座宫殿？咱政府又不是钱多得没地方使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刘恒经常穿着丝绵混织的衣服，这种衣服材质粗糙，他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被刘恒要求不能够长得可以拖到地面，慎夫人香闺中的帷帐不能够绣花纹。

    刘恒的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勤俭的表率。

    此外，刘恒营造霸陵的时候要求在墓室中都放上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来做装饰品，而且不平地起陵，这样可以节省工程开销和人力，节约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减少因修造陵墓而对百姓农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刘恒在位期间处理好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外交上做得十分出色。

    刘恒在执政之初就兵不血刃，招降了南越国，让称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去掉了“南越武帝”的封号，而且善待赵佗的家人，封他们做高官，最终以德服人，换来了赵佗和南越人民的诚心降服。

    另外刘恒在位期间处理汉匈关系的时候也一直妥妥当当。一方面在匈奴入侵时给予还击，另一方面从来不劳民伤财地远征匈奴，和匈奴适当地保持着距离，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国内的养精蓄锐创造了条件。

    第三，刘恒善于团结国家内部各阶层的关系，处理好和诸侯国以及大臣的关系。

    以前讲过，吴王刘濞和中央朝廷相互猜忌导致矛盾加剧，后来刘濞干脆不去朝见刘恒了。刘恒为了改善这种关系，送了刘濞小几和手杖各一个。那时候袁盎等人在朝廷里面闹得特别凶，要求刘恒收拾刘濞，刘恒对他们的意见尽数听取但并没有将所有计划都付诸实施。中央朝廷和吴国政府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此外，当年跟着刘恒从代国一同来长安的张武等人收受别人的贿赂，有人告诉刘恒之后，刘恒反而给予张武等人大量赏赐，让他们自己的内心感到羞愧。这种赏赐就跟后世的“养廉银”差不多，给你钱的意思就是让你别收别人的贿赂了，国家养好你。

    刘恒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执政期间政局和谐的重要因素。

    第四，刘恒实行德政。

    刘恒在位期间想尽一切办法教化百姓，很多道德上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因而四海富足，礼义兴盛。

    上面的内容都是司马迁总结的，史实上来说并没有错，但在评论上都有夸大。

    刘恒是提倡节俭，但是刘恒的节俭很刻意，你从他随随便便就把一座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铜矿山赏赐给了邓通可以看出来，刘恒还是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性。司马迁说得也没错，但只能说明刘恒比较理性，在清醒的时候懂得克制，但简朴绝不是刘恒骨子里的性格。

    另外，刘恒的霸陵之中也不是没有珍宝金玉，只不过是数量相较于其他皇帝较少罢了。《晋书·索靖传》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时候，魏国政府盗发了刘恒的霸陵和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其中有金玉布帛无数，但相比武帝茂陵中奢侈的陪葬，算得上是节俭了。

    节俭是比较出来的，总之刘恒的陵墓中并不是只有瓦器，高档奢侈品或许也有，汉代的史书不见得说得完全靠谱。

    另外，纵观刘恒一生的政绩，有一点司马迁并没有总结出来，就是处理功臣集团。

    史书上在记载刘恒对待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时候，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其记载是十分随意和简单的，很明显，史迁压根儿没有重视这个部分。然而事实上，刘恒在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面对多个利益层面，则用到了很多的政治权谋。

    回想一下，刘恒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一方面安抚功臣，另一方面则将功臣集团和诸侯集团在政治上的利益联系切断，这仅仅是第一步。

    再往后走，刘恒让列侯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封国，就连周勃也被赶出了中央。

    这样做，首先削弱了功臣在中央的影响力，减少刘恒身边的威胁。

    二来，则将功臣集团的问题转化成处理诸侯王的问题，让功臣集团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这样刘恒要处理的问题减少了，中央的力量可以得到集中，刘恒发号施令也不会被功臣集团阻碍。

    三来，由于先前刘恒培养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矛盾，那么当功臣集团被迫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时，这种矛盾就会演变成诸侯王集团内部的矛盾。刘恒此举不仅消除了功臣集团带来的隐患，还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势力。而且刘恒分封新的功臣，全都是从老的诸侯国中割地建国，老诸侯王和新的受封者之间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刘恒这一步棋下得极妙。

    另外，刘恒广开言路，允许多家思想的传播，这一点司马迁也没提。不过，那应该是因为司马迁本人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鼓吹独裁，他不能公开站出来提倡思想的多元化，他要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促成官方思想的单一性。

    刘恒政绩很多，但要说到污点，我觉得，让新垣平等人打着黄老宗教的名义扰乱朝纲算一条，很阴险地谋害淮南王刘长也算一条。

    总的来说，刘恒的政绩功大于过，开拓创新精神多于传统的顽固思想，且其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的执政策略和惠民政策也是前无古人的。

    文帝后元七年，刘恒的丧钟在未央宫中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