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1日，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秘密举行。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雷经天主持。

    邓斌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近一年来，国民党各派新军阀 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旋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 蒋介石虽在去年的双十节登上了国民党主席的宝座，宣布“统一大业已完 成”，但他实行全国军事编遣，旨在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方案，必然遭到各派 系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蒋介石虚伪和平统一的假面具已被 撕得粉碎。

    目前，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速了军阀内部的危机，特别是桂系军阀和汪精卫、张发奎等正在秘密策划发动夺取两广和南京政府的战争，迫使蒋介石 在北方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玉祥暂且休战，而抽出兵力专门 对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不得不向野蛮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加紧所 谓的“亲善”关系——其“亲善”将以东北三省的沦陷和千百万人的苦难为 代价！蒋介石调兵南下，阎老西见时机已到，马上与蒋介石翻脸，与冯玉祥 联盟，准备在北京成立政府。于是，蒋、冯、阎战争正在津浦、陇海线密布 战云。两广军阀战争表面上好像告一段落，而实际上双方都在摩拳擦掌。从 形势发展看，两广的陈济棠和张发奎之间的混战迟早会爆发。一旦战火挑起， 广西的俞、李很可能举义反蒋，倒向张发奎，与陈济棠宣战。

    邓斌特别强调指出：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眼下应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搞好兵运，准备起义，在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确定并通过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工作策略。

    其斗争任务是： 一、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二、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行动，打破农村封建势力，创建农民武装； 三、发动并领导日常工作的小斗争，从日常小斗争汇成土地革命。

    其工作策略是：

    一、打破国民党在农村中的欺骗影响，建立农村自己的农会组织； 二、打入豪绅地主支配下的白色农村去开展工作，夺取豪绅地主支配下的农村政权和武装； 三、反豪绅地主的运动与土地革命相联系，建立反封建的农民联合战线，准备武装暴动。

    会议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以陈洪涛、黄永达、张震球等7人为委员的新一届的广西特委。

    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省府秘书长陈豪人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了一个新情况：汪精卫派大员薛岳抵达南宁，试图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反蒋。

    果然如此！虽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邓斌与雷经天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久，立足未稳， 加之其部队内部情况复杂，如仓促出兵，必遭失败。于是决定立刻通知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之策。在确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时，邓斌特意要陈豪人通知俞作豫也来参加。很快，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袁任远、徐光英等人相继赶到，张云逸、李谦、冯达飞因被李明瑞邀去商议军务未能到会。当俞作豫大步流星地赶到会场时，与会者中间顿时闪出几双惊诧、疑惑的眼睛——看得出他们对俞作豫的到会，流露出一种不信任的表情。因为 今天开会的内容非同一般，他会不会把开会的内容吐露给自己的胞兄和表兄呢？

    邓斌和雷经天不这么看，认为俞作豫作为一名党员，又是一位在处理俞、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这个会很有必要让他来参加。俞作豫环视了 一下会场，心情有些异样。当看到邓斌和雷经天正向他投以信赖的目光，这才把有些紧张、抑郁的情绪松弛下来，坦然地坐下开会。

    “今天的会，是我和邓代表临时决定作为一个特别会议来召开的；每一位到会者，也是我和邓代表商议确定的。”雷经天以特委书记的身份坦率而严肃地作开场白，以打消一些与会者的猜疑、忧虑和误解。“广西的形势发展，喜忧参半，变幻莫测。所以召集大家来，通报一下情况，共商我党在广西走什么路的大事。下面就请邓代表先谈谈。”

    邓斌没有作长篇大论的讲话，而是简明扼要地对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之后，将“两手打算”的计划向大家径直道出：“南宁的形势十分微妙，有蒋介石派来的钦差，有汪精卫派来的钦差，也有粤系、黔系、滇系、川系派来 的使者。眼下，俞主席和李司令处在左右为难、多方牵制的境地。昨天，汪精卫又派大员薛岳来到了南宁，他来干什么？无非是以重金厚利相许，拉俞、 李结盟反蒋。这样一来，势态就会急剧变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抓统战，一手抓暴动；以应突变，如若到时再谋他路，那就迟了！ ”

    会场寂静。 大家屏住呼吸聆听，一张张面孔在沉默中显得庄严而肃穆。无言的忧思里仿佛能听到枪声大作。一群麻雀在屋檐下忧戚的长鸣，仿佛在向某一处不知的远方呼唤着什么。

    邓斌最后说：“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党把我们派到广西来，是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我相信同志们在严峻斗争考验面前，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为重，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发表。”

    此时，俞作豫的神经似乎要比别人更敏感。刚入会场时，那些对他的到会表示惊诧、狐疑而冷漠的目光，他是觉察到了的。他听得出，中央代表的这番话，既充满对他的信任，也含有对他的忠告与期待。对此，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当邓斌的话音一落，他便抢先发言：“我认为邓代表及特委决定的‘两手打算’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赞成并且无条件地服从。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 ”

    没等他把话说完，有人就冲他提出质问：“俞大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条件服从？”

    有人在下面议论：“分明是有情绪嘛！”

    俞作豫站了起来：“我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开会的，并非以俞作柏的胞弟的身份来的。正因为这种关系，有同志感到担忧，这我能理解。在这里，我向组织和同志们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服从党的决议，绝不加杂任何私情，也绝不会泄露党的秘密，绝做不出违反党的纪律的事情！”

    公安局长龚鹤村把刚才堆满脑门上的疑云一扫而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俞大队长多虑喽！多虑喽！听你这番肺腑之言，天地可鉴，大家也就当下心安了。” 说着，便拉俞作豫坐下，随即抽出两支烟，彼此点上，吸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会场又显得风平浪静。 邓斌和雷经天让俞作豫来开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在打消一些同志对俞作豫的误解的同时，也打消俞作豫心里所产生的某种顾虑。“两手打算”的实施，还得由他继续充当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呢。

    大家一致同意“两手打算”的计划，并制定了五条应急措施：

    一、把教导总队三个营、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共五千人的队伍及公安局五百多名警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随时听从调遣；

    二、以南宁警备司令部司令张云逸的名义，迅速接管南宁军械仓库和金库；

    三、由雷经天派水运工人中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去接管邕江航道上的汽艇船只，在江湾和南宁码头待命；

    四、加强对部队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到召之即来，一切行动听指挥；

    五、各级党组织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开创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邓斌、雷经天又把俞作豫留下来进行一次深谈。

    ——这并不是担心俞作豫会把这次会议的机密透露给胞兄和表哥，而是共同商议如何对付各派系派来的政治掮客，如何劝说俞、李不要贸然出兵。

    毋庸置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俞作豫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

    ——这一点，邓斌和雷经天的看法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俞作豫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感慨地对有关党史专家们说：我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去广西，那里有个人物很重要，他就是俞作豫。他是个很有党性，头脑非常清醒的同志，他与国民党省府主席虽然 是胞兄弟，但各自的信仰和志向是不同的。

    “作豫同志，你对广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俞主席和李司令要是出兵讨蒋，战事一开，广西势必又要出现一场混乱与劫难！”邓斌吸着烟，冷静地说，神情变得沉重下来。“反蒋，是我们与俞主席共同的斗争目的，这就叫做‘有的放矢’嘛。但是，眼下还力不能及，蒋的势力太庞大了，贸然出兵讨蒋，无疑是投卵击石。所以，对兄台的说服工作，还需你多苦心去做。”

    俞作豫说：“我会竭尽全力去做！”

    雷经天问：“万一说服不了他们怎么办？”

    俞作豫坚决地说：“那我们就拉队伍去右江！与拔哥会合！”

    邓斌连连称赞：“对头！对头！”

    送走雷经天和俞作豫，天色已晚。暮霭愈来愈浓，周围一片朦胧。阵阵晚风送来竹林摇曳的沙沙声，唤起邓斌心中一种莫名的惆怅，与雷经天、俞作豫交谈时所激起的亢奋心境，顷刻为之黯然了。

    待二人的身影在暮霭中消逝后，他回到屋中，把罩子灯点亮，又翻开笔记本对草拟的“两手打算”的计划，逐条逐句地看着，沉思着他试图勾勒出俞、李贸然出兵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可是，他的思路却被一种莫名的惆怅袭扰着，支离破碎，在黏稠的夜雾中飘漫，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结局的一丝光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