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兴起。在新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十多万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把把尖刀对准了它 的前胸和后背。

    这对蒋介石来说，“赤匪”的兴起，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则国无宁日，民不堪命，祸患无穷”。当中原大战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即调遣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父老文》，向全国发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动员会。同时，他秘密派人组织了湘、鄂、赣、豫等省的地主绅士，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发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民众代表”时声言：“四中全会后本人即湘、鄂、赣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一致剿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颁布大赦令，宣布过去四五年来先后以“附逆有据”、“弄兵作乱”、“叛党卖国”、“危害党国”、“勾结反动”、“设小组织”、 “破坏编遣”、“反抗中央”、“忤逆总理”等等二十余种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一笔勾销，统统恢复党籍。

    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的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状态，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 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继而，他恳请中央取消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还请孔祥熙当调停人专程去山西面陈阎、冯；同时打电报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复李、白等人的党籍；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汇拨军费1500万元，令其镇守东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这一切“安抚”妥当，蒋介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一行乘坐“美龄”号专机飞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

    不消说，蒋介石对这些予以缉拿的“赤匪”首领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用蒋的话说，“在一个锅里耍勺子”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认为他们确实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们，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十万大军，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里拿着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掠过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厦联袂大甩卖的新年贺礼，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1930年岁末最后一天发表的元旦献辞。它在恭贺新年到来之际，却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忠信党国，拥戴领袖，崇尚仁义道德，戒酒茶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数日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从“剿匪”前线传来的捷报。然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天，给蒋介石送来的并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赣省剿共军失利”的坏消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一个半师被歼灭，首次“围剿”被朱、毛红军粉碎。噩耗传来，南昌乃至南京的欢乐气氛顿消。蒋介石哀叹道：“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 ”

    就在朱、毛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欣然挥毫以挥洒夭地的狂放墨迹写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豪迈词句之时，远在南国边睡的红七军已经踏上了千里转战的漫漫征途。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后，仍按照原来的计划，攻下北进途中的小镇怀远之后，再攻龙江南岸的大镇庆远，然后直攻柳州。部队进驻怀远时，获悉敌人在庆远驻有重兵，并在庆远附近的融县、独山一带构筑工事，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对此，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邓斌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敌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时强攻是没有把握的，应立即东进攻占渡口。据此，他不同意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指示集中攻坚，红七军就应该攻打庆远，不必躲闪。——不难看出这种意见里多少有点消极、抵触的情绪。似乎只有吃点苦头，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敛。

    当然，张云逸等也认为庆远不易打，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

    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张云逸等人的意见，放弃打庆远，部队继续向天河进军。

    占领了天河，获悉庆远、融县均有敌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邓斌的意见，决定不攻融县，而是经过三防地区转移敌人的目标，然后再进占长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以涉过直达长安，于是，兵委和前委又决定进攻融县。

    11月18日，红七军离开天河四十余里，就在天河县的四把(今属罗城县)附近，与从宜山方向赶来阻截的桂军罩连芳师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敌我相持了三日之久，这时，敌韩采凤师又从怀远方向追来，企图与覃连芳师合围夹击红军。

    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乘夜暗甩开敌军，向北面九万大山的三防地区疾进……

    11月25日，红七军到达三防(今属融水县)。三防地处大苗山腹地，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霪雨绵绵，难以行军，部队便在此休整数日。期间召开全军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与敌交战的经验教训。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

    邓斌在会上发言：“我们离开河池已经十多天了，却才仅仅推进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战，歼敌近五百人，而我军也付出几乎对等的代价。但是， 敌人可以拉丁补充，我们却无法补充。即使敌我伤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太合算的。从面临的情势看，我军能否打下下一个目标——长安，决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

    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对。

    邓岗指责：“仗没有打好，是谁的责任？”

    邓斌反问：“你说是谁的责任？”

    邓岗满脸温怒：“责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倾，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力！”

    邓斌冷冷一笑：“自你来到以后，全军的一切部署和行动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这么说，责任在我，在中央喽！”

    “我还是前委书记么，责任当然由我负。”

    这时，陈豪人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前委最初的估计就是错的嘛！本来是要我们先打柳州，后攻桂林，可邓斌同志则主张先打桂林后攻柳州。当然喽，现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陆放翁《剑南诗稿·秋兴》所云：‘惩羹吹齑岂其非，亡羊补牢理所宜。’我提议，我们还是执行先打柳州的方案。这样既能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俯视着铺在桌子上标志着双方态势的简易地图，在听完了陈豪人的发言之后，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说：“目前，我们与外界联系己隔绝，但从侦察到的情报看，李宗仁已派重兵占据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派罩连芳部、韩采凤部为流动师，阻截追击我军，不让红军在广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果能‘枉尺直寻’的话，我们岂不是‘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但现在看来，不论打桂林，还是打柳州，我们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来，势态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龚鹤村以参谋长的口吻说，“我们除了主动出击，坚决战斗，别无他法！”

    “变被动力主动，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间 ”邓斌微带沙哑的声音说，“如果说仗没有打好，是军事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可以承担责任， 大家不必要再争论了。目前最当紧的是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他的语气里蕴含着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一个善于引咎自责 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邓岗将含有强烈芒刺的目光投射到他脸上：“中央的方针已定，中央给七军的任务已定，这还有什么可动摇的吗？刚刚举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还有何颜面奢谈革命，奢谈奋斗，奢谈建立苏维埃政权？”

    陈豪人马上以兵委书记的身份表示：“大敌当前，若有半点动摇，便是对党的不忠诚，对革命对红军的背叛！”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枪舌剑、无休无止的论战，表示服从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邓斌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闪烁着幽亮，扫描着在场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员们。他似乎对身处的这种孤立丝毫没有感到难堪不安，似乎对在坐的每一位充满着一种深挚的体谅：党，毕竟很年轻！红军，毕竟很年轻！大家，毕竟很年轻！

    探索前人未走过的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往往是常人无法理喻的痛苦！

    客观上彼诡云橘，变幻莫测，主观上受着革命理论的盲从与思考的局限。

    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严峻地摆到这些“激情有余、 活力充沛、但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隐在云里雾里，一切都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覆疑无路时会出现柳暗花明的境地。

    啊，在未可预卜的征途中，环境和势态已不允许征战者作从容而周密的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进而他又想：在茫茫的深夜中探索，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荣光；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dfn>ｈｔtｐ://ｗwｗ.９９lｉｂ.ｎｅｔ</dfn>

    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在此我提出一个请求，愿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建议由邓岗同志或其他同志来担任。” 他话音一落，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一阵哗然。

    邓岗拍了一下桌子：“邓斌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撂挑子？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就是要取代你的前委书记吗？”

    邓斌说：“我并不是撂挑子，前委书记也并不是非我当不成，我是建议由最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邓岗说：“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非要撤谁的职，罢谁的官嘛！前委书记还必须由你来当！”

    陈豪人附和：“就是嘛，就是嘛！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仗打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龚鹤村站起来和稀泥道：“嗨！你们二位都是中央先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而且同姓，都被大家唤称‘邓代表’。这前委书记由二位谁来当，我都赞成， 没意见。”

    张云逸马上发话：“战前换将，乃兵家大忌！不论怎样，打完仗再作定论！”

    邓斌见此情形，也就只好服从大家的决定，继续当他的前委书记。

    ——邓小平回忆说，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之后，红七军即向东南而下，去攻打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