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范绍增以所部四个旅由李家坝、凤凰山、复兴场、石桥河一线，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
范绍增打仗很鬼，他命令部队紧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红军停下来，他就在红军阵地前方一二百米处赶筑临时阵地。第二天一大早，范绍增以四个团分两路一齐进攻。几千人的部队密密麻麻如同蚁群，不要命地向前冲，敌军的阵地离我军不过二百米，几分钟就冲到跟前。
这次与范绍增过招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六八团为抵御敌人的冲击和炮击，利用有利地形，在此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光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很多工事上还加有一排排碗口粗细大树做成的“顶盖”，有的顶盖有两三层之厚，不光可以抵挡手榴弹，有的甚至可以抗击敌人的迫击炮弹，这种工事红军称之为“木城”。工事外密密排着丫丫杈杈的树干，状若鹿角，树枝丫口向着敌军，一层一层的，有十余米宽，敌军冲到这些工事前，攀爬不易，躲避无地，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工事里的红军得以逐个射杀，不长的时间，工事前面立即被死尸铺了一层。后面的敌军见状，再也不肯向前冲。陈昌浩在战斗后撰写的报告中举例说：“敌人两个营围住我二六八团一个排的工事，却被我们两班人打得飞跑了。三十六团一排人在工事里与敌人六七个团打了一天。”
攻击了半天，死伤遍地。范绍增见无法突破红军阵地，大为恼火。他到底是土匪出身，便使出怪招，派出所谓“神兵”。这些“神兵”是当地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的道徒，这些人个个身披红布，头扎黄表纸，喝了朱砂酒，手提大刀，脸上画得如同地狱里的鬼怪，冲锋时披头散发，袒胸露臂，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炼气，能挡万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冲锋时，这些“神兵”在前，范绍增的敢死队在后，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范绍增的督战队守在出发阵地前，他传下命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这帮亡命徒刚出现时，有些红军战士也被吓住，神情紧张。部分有经验的老战士稳稳当当端起枪，瞄准冲在最前面、叫喊最凶的家伙，“当”的就是一枪，枪响人倒，鲜血喷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现在躺倒在地一动不动，随着枪声不断响起，一个、两个、三个，眼看这些“神兵”们纷纷倒地，战士们不怕了，那些高喊着“刀枪不入”的“神兵”们反倒吓得扭头就跑。敌人的冲锋再次被瓦解。
范绍增手下多半是土匪出身，这些家伙们有不少都是善于钻山沟的惯匪。范绍增将这些惯匪组成多股，由副师长罗君彤指挥，从远离北山场阵地右边的山林中楔入，从纵深威胁红军后边防卫，这一招立即见效，前沿红军撤出北山场，退守土地垭、石龙场一带。范绍增部以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占领北山场、高冠子、龙台寺一带。另一股敌人亦由江陵溪沿巴河进至三溪口、青龙场之间。
攻占北山场的次日，范绍增部孟浩然旅继续向王家岭、金华寺进犯。
孟浩然旅属于预备队，孟浩然认为北山场红军的主力已被击退，自己再由王家岭、金华寺进袭土地堡切断红军后方，当属轻而易举。他立即命令所部一个团由右翼向金华寺东面发起攻击，夺取马鞍山制高点；另一个团由左翼向金华寺西南面进攻；另留一个团为总预备队位于王家岭街市附近。
扼守金华寺的为红九军二十五师一个团，由师政委陈海松率领。
陈海松，湖北大悟人，1930年参军，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指导员、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等职。1933年，在反“三路围攻”时，奉命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抗击田颂尧部两个师五个团的轮番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阵地屹立未动，创造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1933年6月，他由七十三团政委升任二十五师政委，年仅二十岁。
就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坚守阵地，激战七昼夜，部队奉命撤退。离开阵地后，陈海松拿起望远镜对阵地进行观察，发现距敌阵地不远的桥头上还躺着二十多位我军伤员。活不投降、死不丢尸是红四方面军的传统。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撤退，组织突击队返回去抢救伤员。此时敌人已经向我放弃的阵地运动，发现我军又返回来，立即集中火力射击。陈海松组织十几挺机枪猛烈射击，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将伤员全部抢了回来。陈海松对这些伤员说：“同志们，是我疏忽了，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1936年，陈海松任西路军红九军军长。1937年3月，在甘肃祁连山下的梨园口战斗中，为掩护三十军和总部撤退，陈海松率领九军浴血奋战，身中八弹，壮烈牺牲。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中共中央为陈海松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陈海松举行的追悼会。朱德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华寺为马鞍山制高点，四周陡坡悬崖，金华寺的反斜面即可直下通江河谷。孟浩然旅从拂晓开始攻击，红军在这里依托山崖构筑了坚固工事。敌人沿着山坡仰攻，激战至中午，虽然爬到金华寺山腰处，但前面悬崖陡立，无路可走。红军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攻击。敌军攻击至此，在红军密集火力下，伤亡重大，死伤遍地，活着的已经精疲力竭，挤成一团躲在山崖下，进退两难。
孟浩然见前方士兵既不能战，又不能退，不是想办法将他们救出险境，反而亲来督战，催逼部队继续向上攀爬仰攻。陈海松见敌人施展不开，立即下令反突击，刹那间，十几把冲锋号同时吹响，顿时山谷回应杀声震天，多路红军如同决堤山洪冲杀而下，锐不可当，敌军顿时仓皇失措，一派混乱。原先退入金华寺周围深谷中隐蔽的红军，亦于此时冲出。这些部队在旗手的引导下呼啸而至，只见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数千名红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刺刀寒光闪闪，冲进敌群，如同砍瓜切菜，数百名敌军瞬间毙命，逃兵慌不择路，有的跳崖上树，有的滚下山坡，跑不了的跪地缴枪。兵败如山倒，在山脚督战的敌旅长孟浩然也被卷入败兵潮中逃命，红军赶杀数里，一直追到王家岭街市。直到另一股敌军飞跑来援，占领嵌口岩北端两鼓山阵地，才避免孟浩然旅全军覆灭。这一仗，孟浩然旅伤亡失踪逃散多达二千六百余人，一个旅仅剩一个团，基本被打残了。
红军在金华寺重创孟浩然旅后，一鼓作气，转向高冠子、印盒寨廖雨辰旅阵地进攻。红军发挥夜战特点，午夜三点钟，对守敌发动猛烈攻击。红军一部从正面突破敌军阵地，一部从右后方迂回包围。夜色昏暗，视线不清，为了区分敌我，红军战士们胳膊上缠着毛巾，突入敌阵，与敌军展开肉搏。
肉搏拼杀最见士兵素质和精神。每次肉搏时，红军从指挥员到战士一个个热血贲张，竞相争先，许世友、王建安、陈海松、王近山、王宏坤、程世才、熊厚发等许多师团级指挥员也和战士一样，手提大刀，身先士卒，与敌人拼杀，许世友、王近山、熊厚发等人是全军闻名的“不要命”。突击时，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身边几个警卫员拉都拉不住。指挥员带了头，战士们更是奋勇争先，与敌人拼杀时，一对一、一对二，有的甚至一对三，毫不手软。两军近身肉搏，刀光血影中，头颅滚地，鲜血喷涌，惨叫哀号，那个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川军士兵多半是被拉夫和强征入伍，大多抱着“当兵吃粮”的想法，平日里根本没有拼杀训练，隔空开枪还凑合，面对面真刀真枪拼杀就不行了。尤其是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淋淋场面，给他们精神上极大震撼，看到战场上不断倒下痛苦哀号的人，一个个吓得肝胆俱裂，身瘫腿软。有的敌兵拼杀时，对手刺刀未到，自己就已倒地，浑身哆嗦，口不能言。有的敌兵见对手双眼充血，大喝一声冲过来，吓得扭头就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敌军士兵不是跪地缴枪，就是撒丫子飞跑，肉搏拼杀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在北山场督战的范绍增，见势不妙，一面令尚未溃散的敌军严守主阵地不得后退，一面急调总预备队一个团和手枪一营、冲锋枪一连跑步赶来增援，才挡住溃兵逃散。双方混战至黎明，敌人增援部队逐次增加，出击的红军才节节掩护，逐渐退去。这一仗，廖雨辰部伤亡一千余人，报销了近一半。
范绍增眼见得自己的部队损失如此惨重，不得不放下“哈儿”劲，暂停进攻脚步，自12月底起，与红军进入对峙状态。
范绍增的经历值得一提。在四川军阀中，他也算是一员悍将。全面抗战后，范绍增被蒋介石任命为八十八军军长出川抗日，在日寇面前，范绍增表现出中国军人的气节。1940年冬，与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当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绍增部。范绍增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部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少将旅团长河野。1942年，范绍增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剥夺军权，一气之下，范回到四川赋闲，其间经常接触进步人士，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重新任命范绍增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12月14日，范率所属官兵两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