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共产党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位女烈士们的故事，及其另外几位鲜为人知的但英勇事迹更是悲壮而伟大的女性，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云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中惠。“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而默默地鞠下三躬……邓福谦专程去到重庆滓渣洞、岳池老家，凭吊自己的战友，亲爱的妻子和第二个孩子，并作诗一首《于重庆吊难妻烈子》，以表自己的怀念。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共党，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一首题为《吊难妻烈士》。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女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一起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她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邓惠中：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肉体弄成肉浆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那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给我，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你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的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您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以表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并用此形式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他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岳武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女，本名张惠中，岳池县人。她和她的爱人邓福谦，次子邓诚同志，在解放前已都是共产党员。邓福谦同志在1938年即到了解放区（延安），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在武汉市、广州市工作，1965年因病退休，1974年病故于岳池县。邓诚同志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敌人大屠杀时英勇牺牲。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曾介绍了七、八个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中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菅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中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娘娘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嬢嬢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拟从各方面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共产党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兰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中美合作所”。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在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一、假枪真用

    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规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二、得到枪和学用枪

    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缘故。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三，“做梦也想着子弹少了”

    邓惠中自己有了双枪后，更重视她的队伍的军事素质。一天，她对手下的一位年轻的小同志说：“你跟随我去粽巴乡检查工作，准备一下就动身。”出发前，邓作了一番准备，她换上了这位小同志嫂嫂曾玉清新婚时穿的一套衣服，认真地梳了梳自己的短头后，站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说：“你们看我像不像新娘子回娘家啦？”曾玉清风趣地对她说：“真像！你装农村妇女就像个农村妇女，你装个新娘像个新娘。脱掉这些衣服，你又像一个教师，你的各种装扮都很大方、朴实，很合众的。”是夜，邓惠中检查了粽巴乡的一个武装游击队的军事表演。邓对这支队伍很满意，随即讲话道：“你们的军事训练是不错的，耍枪耍刀的表演都很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敢不敢上战场去同敌人拼杀呢？”大家答道：“解放自己，敢去拼杀。”但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不敢上战场去拼杀。”邓问他为什么？那队员答：“他们有枪有子弹，敢去拼杀，我只有一条空杆子枪，没有一发子弹，所以不敢上战场拼杀。”后经查实，邓惠中发现游击队队员们最多的只有八发子弹，一般的三、四发子弹，那个发言不敢拼杀的同志确实没有子弹，只有一支空杆子枪。邓非常吃惊道；“子弹少可能是带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也能够解决。你们加紧训练，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已是深夜色12点了，邓为了给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便告辞同志，摸黑走了20多里夜路回到原来的住处。一路上乌云滚滚，雷雨交加，她和随行同志的衣服全淋湿了。当时，那位小同志要把仅有的一件干衣服脱给邓穿，邓始终不干，说：“小兄弟，不要为我难过，共产党人是铁打的心肠，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穿湿衣服吗？你听过刘胡兰、林祥谦同志的故事吗？他们是临死不屈的革命者，敌人把钢刀架在他们的颈项上，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都是面不变色地嘲笑敌人无能，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是共产党员，你我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革命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像他们那样，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天夜里，邓惠中睡得很死。第二天吃早饭时，与她同床睡的女同志说：“昨晚邓惠中同志做梦都在说：‘子弹少了，不想办法，一切都会落空的’……”邓听后，十分不安道说：“这个现象不好，假如有一天被敌人抓起再做梦说胡话就太容易暴露了。我要想办法克服。”

    四，设计巧借枪

    离开战只有4、5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家财主（地主）有家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不过这些人家里的枪不易借出来，过去（伪）乡、保上办团丁借枪都不容易，看来我们今天只有动用武力去夺枪才行。可这样做会不会以小收益影响整个武装起义部队过几天进行地下起义的大事？邓惠中问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抢枪，财主们必然要去伪乡所报讯。邓惠中眉头一绉，说：我们来他一个名借暗缴的办法。又悄悄受计道：只不过要由你出名（秦说到了今天还怕×，出名不出名）。邓说那好，到每个地主家，都用你的名义向他们借枪， 必然是有的愿借，有的不愿借，愿借的都不说了，不愿借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内去夺枪，一旦到地主老财那儿把枪“借”到后，马上大声告诉他；枪是你们借给我们的，如果有人要去伪乡所告，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同志们都说这招好。就这样，7月8日晚上，邓惠中指挥了支部直属游击队小队40余人，兵分两路出发，她自己亲自带了路。当晚，邓惠中带的那个小队，到了几户地主老财家“借”枪，连连得手。有一户财主的女当家的推说男人不在家不愿借。邓惠中从腰里拨出双枪，顶在那女人脑袋上，问她借不借？借借借！那女财主吓得魂飞胆裂，全身发抖，老老实实把家藏的枪支全都“借”给了游击队。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还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象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抗战胜利后，妈妈回到岳池县城，任江西馆小学校长。在重庆当学徙的大哥也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学。这段时间，经常有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员来找妈妈。妈妈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全由我来传递。他们有时谈话很严肃，孩子们是不准在场的。我们在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就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招呼，说笑，等来人进屋，里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闲聊。我知道他们有秘密，养成了习惯，从不发问。当一个姓何的叔叔（解放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来时，家里人格外慎密。妈妈悄悄地把我们招呼进去，何叔叔对我们讲解放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已经由多少万发展到多少万，我们越听越高兴，因为解放军、共产党胜利，就意味着我们和爸爸团聚。边我们小孩子也都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他们的大目标。晚上听到哪里狗叫，哪里就有人被捕。我为妈妈和二哥提心吊胆。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迎来灿烂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却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他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了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又一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就上下全都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当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共产党。第二次又提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敌特分子就叫了一个半瞎子的人名叫陈永福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俩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佛之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佛之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佛之：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的！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作尽，看你今后如向交代！曹气急败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邓的一对大手指母钉在板凳上，又将身子绑在铁桩上用麻绳捆了起来。然而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邓，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佛之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佛之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臭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佛之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 ，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杀她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佛之，说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佛之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伪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中美合作所”，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后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但她是裹过小脚的，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里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了“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