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er">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er">二

    “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

    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

    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

    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

    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

    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

    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

    <er">三

    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

    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

    <er">四

    “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

    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

    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

    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

    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

    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

    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

    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

    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

    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

    “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