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过，原始氏族是依靠纯朴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管理社会的，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德治"和"礼治"。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氏族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缘关系。在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将他们维系起来的，只能是情感和道德，以及体现了情感和道德的礼仪，包括各种约定俗成、带有宗教、巫术和艺术色彩的习俗，而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因此，一个民族在进人国家时代以后，是改弦更张实行法治，还是一如既往实行德治和礼治，取决于他们如何将氏族转变为国家。或者说，就看他怎样对待氏族制度。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希腊人是"炸毁"了氏族制度的，而"炸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则是"摧毁"血缘关系。这倒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土壤贫膺，无法务农，他们不得不选择经商，不得不离乡背井，甚至远涉重洋，到异地落脚谋生。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不得不脱离自己的部落，却要与别人的部落发生关系；第二，他们不得不要求分割财产，并要求承认分割的财产归他个人私有；第三，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货币，并把货币看得比别的东西（比方说感情和道德）更重要。这三条，都与氏族制度格格不入。仅仅第一条，就足以使过去的那种血缘关系不复存在。第二条，又使原本脆弱的部落关系雪上加霜。因为一个有着自己私有财产的人，当然可以不再理会部落领袖们那种旧式的权威。至于货币，我们知道，恐怕多半会培养"认钱不认人"的观念。
显然，这时再实行部落时代的人治制度根本不行。何况在一个移民杂居的城邦里，也不大可能出现氏族社会那种自然而然产生、享有无可争辩之尊敬的领袖人物。受人尊敬的人当然还会有，但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没有理由世袭（看重血缘才讲世袭）。现在，城邦里居住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正因为他们来自各个部落，却又要居住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并组成社会，因此，他们就不能再算是部落里的人，而应该算是城邦里的人。于是，公民的概念就产生了。"公民"的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它来自城邦这个词——"波里斯"( Polis ) ，希腊语叫"波里得斯"( Polites ) ，翻译为中文就叫"公民"。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某个权威人物的"一人政治"（人治），也不再满足于道德的含糊其辞（德治）。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越于一切个别人，也超越了旧的风俗习惯，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纠葛的权威。而且，为了保证铁面无私，这个新的权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须是物化的东西，就像货币和契约一样。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它应该像货币一样广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约一样人人必须遵守。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它就是法律。
中国的情况却不同。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传说中的女锅，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炎、黄，就是部落的时代；尧、舜、禹，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夏，就是部落国家的时代；商，就是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周，就是国家联盟的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统一国家时代。在这里，有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启废禅让"——禹的儿子启，确立了最高权力的"世袭制"。以此为标志，我们民族开始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当然，这种演变是不同步的。有的部落早一点，有的部落晚一点。夏、商、周就是演变较早也较成熟的，因此成为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邦联或联邦）的领袖。他们的建立"王朝"，不过是对自己国家形态的确立；而他们的所谓"分封"，则如前所述，不过是为已然成为部落国家的诸王加冕。国家，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战争中诞生了。
但无论早晚、大小、先后，这些部落在变成部落国家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没有"炸毁"氏族制度。他们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把自己的部落变成国家的。部落的酋长变成了国王，祭师和巫师变成了大臣，领兵打仗的战斗队队长变成了将军，而部落的族民则变成了臣民。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或主要是农业民族国家。除了外出征战，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更没有解散自己的家庭。相反，他们不断扩大着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当部落和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时，社会也就从"大同"变成了"小康"。
小康时代从夏启开始，因为夏启是实行"世袭制"的第一人。所谓"世袭"，就是领导权或领导人的职务，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继承，因此不再是"天下为公"（传贤不传子），而是"天下为家"（传子不传贤）。与此同时，领导权也演变为统治权。这样一个变革发展到周，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制度——"家天下制"。所谓"家天下"，不仅是"天下为家"，而且是"家为天下"。它包括"家国同源"、"家国同构"和"家国同体"三个内容。也就是说，国由家发展而成，国与家同一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区、各部门是"兄弟关系"；父亲则是每个家庭的君主，叫"家君"。总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国一体。
这个制度也许不能说是周人发明的，却至少是他们完善和成形的，时间则是在公元前11世纪。这是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前后不远，则有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和犹太国大卫王。这时，世界各民族都在探索国家的道路。周人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家天下制"，并为之配套。用什么配套呢？封建制与宗法制。
先说"宗法制"。
所谓"宗法制"，包括两个内容，即"父家长制"和"嫡长子制"。按照周人的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核心（广义的君主），这就是"父家长"；也有一个法定的继承人，这就是"嫡长子"（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由此代代相传，就是"血统"。血统属于家庭，家庭构成家族。家族在理论上，也应该有一个最早的、共同的"父家长"，他就是"祖"。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宗"。宗，有大宗，有小宗。嫡传是大宗，旁支是小宗。大宗有祭祀权，小宗没有。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宗统"。宗统属干家族，家族构成氏族，氏族构成部族，部族构成民族。这样一来，民族在理论上也应该共有一个"父家长"，他就是"天子"。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嗣王"。天子也有家族系统，因此也有祖有宗。创业为祖，继祖为宗。所以，后来帝国时代的开国皇帝都叫"祖"，继位的皇帝则基本上叫"宗"（明成祖朱棣，清世祖顺治和圣祖康熙等算是例外）。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君统"。君统、宗统、血统三位一体，因此"天下为家"。
宗法制运用于周代的国家联盟，就是"封建制"。具体做法是：先假定周王是天的嫡长子，天下的土地都是天赐给他的，然后由他像分家一样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些人就是诸侯。这样，天子就是"祖", 诸侯就是"宗"。或者说，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诸侯也有分封权，也要把"国"中的土地，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就是大夫。这样，诸侯就是各国的"祖"，大夫就是"宗"。或者说，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大夫也要把"家"中的土地再分下去。这就是士。这样，大夫就是大宗，士是小宗。士当然也可以把土地再分给庶人，但士永远是小宗，不可能成为大宗。
这样一来，君统、宗统和血统，就三统合一了。家庭和家族的组织模式被政治化，变成了国家的统治模式。国家统治模式则被家庭化，变成了一种脉脉温情的东西。氏族制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国家制度。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被摧毁，反倒得到了加强。所有人都成了天子的子侄，正规的名词叫"子民"（像子侄一样的臣民）。这套说法虽然现在看来未免离谱，但在当时，却因为颇有人情味和极富欺骗性而为统治阶级所激赏。就连帝国时代的官员，也被一再叮嘱教导要"爱民如子", 尽管在实际上，民众其实不过是像小草一样可以任意践踏的东西（草民），或是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处决的东西（蚁民）。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主张法治。因为对自己"家里人"，是用不着什么法不法的。即便要讲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则管用得多。西周时代的"德"很简单，无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废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残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帝国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国家遭遇外敌人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事实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尽忠尽孝，最高当局确实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尽管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却继承了宗法制。当然，全盘接受的，还有"伦理治国"的原则。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