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民为本”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宏杰 本章:第一节 “以民为本”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战争的另一个意义是它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无缺的阶段。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全面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继承自母亲的善良。小时候宫中小动物死亡,他经常会泪流不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虚誉。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担心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

    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于深宫之中,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有颇多了解。学生时代,他写过许多首以“爱民”为主题的诗歌。严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阁的炉火边,听着窗外北风呼啸,蓦然想起城外茅屋里的穷人会怎么熬过这个寒夜:“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

    随父亲外出谒陵打猎时,他看到农民正在地里秋收,挥汗如雨,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

    这些诗歌中的拳拳之意,较以写悯农诗著名的李绅等并不多让。虽然在学生期间形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后来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被大幅修正,但悯农重农思想,却始终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还亲笔临摹了南宋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发给各地官员,让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为对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掘野菜时掘得一种“黑米”,数量甚大,掺在其他粮食中,可以用来充饥。乾隆得知后,命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自己亲口尝试后,不禁潸然泪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这些“黑米”分别寄给几位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他当政几十年间,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隐匿灾情不报,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德州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攀登城楼,在城墙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粮,百姓饥困,哭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需要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我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的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一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谢骥《论“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特殊处理一样,凡事斤斤计较、察察为明的皇帝,独独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们赈灾不力,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的地方官,乾隆深恶痛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区受灾,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就劝富户出钱救灾。皇帝十分生气,说:“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不久就罢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历年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灾民达二百二十万。乾隆特批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银二百九十万两、粮食二百二十万石救济。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高达一千四百万,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层层盘剥,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经常讲,明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统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条:“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这其实就是宣布,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乾隆年间,由于皇帝鼓励垦荒,全国耕地已经超过了十亿亩。但是乾隆年间的国家税收,始终只按七亿多亩征收。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仅仅过了20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

    在此后漫长的60多年统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4亿两,粮食1200万石。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笔,不可谓不阔绰。据《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提供的数字,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0275亿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200元计算,可合今天币值405亿元人民币。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57%。而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我减免农业税,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租种别人土地,终岁勤劳,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这无疑不合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垦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国家执政能力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亿斤,唐代为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农业的成绩,使乾隆朝的人口发生爆炸,支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极峰。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50年里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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