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新中国报社”召开的“女作家聚谈会”，当时参加的女作家有：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汪丽玲等人。席间苏青谈到女作家生活狭窄，取材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来写。张爱玲便接着说：“女人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而当主持人鲁风问她如何取材时，张爱玲回答：“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而两个月后，她发表在《新东方》月刊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刊。上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几乎已写完她中的故事，因为再经三个月后，她的短篇小说集就正式出版了。

    学者余斌在《张爱玲传》中说道：“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做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中的白公馆，中的姜公馆，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而这没落的旧式家庭指向张爱玲的家庭，甚至更可扩大到整个家族。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生于一八四八年，卒于一九三年，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一八八四年，法国军舰进犯中国南部沿海，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他在福建海岸修筑炮台，对法国军舰的入侵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然而最后中国水师战败，张佩纶被解职，流放边塞张家口。当时已于五年前病逝的元配朱芷芗所生的儿子志沧、志潜（仲炤）和继室边粹玉并未随行。

    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张佩纶戍满，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据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台湾巡抚刘铭传函中说：“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此观之，张佩纶在返津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二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