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
抗联1军的发祥地，是吉林省磐石县。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部，老爷岭山脉横贯境内，为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鲜（族）人占2.5%，在土地问题本就严重的南满就更加严重了。而只要有党的领导，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会化作行动，事变后转化为反日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县委成立，同时建立共青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减租减息，分粮抢粮。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一年后，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为口号，在朝鲜人聚集区扶植亲日势力，成立“保民会”，又称“朝鲜人民会”。这种组织遍及东北各地，直属日本领事馆，加入后可以借贷，避难时有救济。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带领60多伪军，从县城来到磐东郭家店一带，抓走拒不参加保民会的反日群众23人，其中包括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等9名党团员。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党员的带领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将朴春圃所在的伪兵营团团围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声山呼海啸，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朴春圃开头还硬着头皮挺着，这工夫差点儿尿了裤子，赶紧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泽，带领一些伪军，由走狗金汉钟等人引路，突然出现在磐东东北岔，抓走9名党团员和反日群众。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闻讯，立即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这是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早春黄黄漠漠的山野间，通往县城磐石镇的乡路上，几辆载着被捕同志的马车，前后是押解的鬼子、伪军。之后则是几乎清一色白色衣裤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妇女、小孩、老头，也就是十几步距离地跟着，一路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把俺们都抓去吧”。
敌人骑马，只是那马车不能像骑兵跑得那么快，那也比两条腿快呀！俗话说，“清明不脱棉裤，死了变兔子；清明不脱棉袄，死了变猫。”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裤脱了的和没脱的，头上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脚下尘土飞扬，那人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汗呀泥的没了模样。几里路下来，年纪相当的，体力好的，还能翻来覆去地喊着那句话，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张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时，前面路口站着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员，为首的是后来的抗联名将李红光。敌人见势不妙，刚要动武，村子里呼号喊叫着跑来几百人，将敌人团团围住。有的喊口号，有的向伪军宣传反日救国，有的上车去解捆绑被捕者身上的绳子。松尾命令伪军开枪，响了几枪，都是冲天上放的。鬼子打马就跑，逃命去了。
从1932年5月1日起，中心县委动员、组织1000多群众，由孟杰民和李红光率领，从磐西到磐东，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处，吃大户，抓走狗，组织民众法庭，罪大恶极者当场处决。日伪军赶来镇压，孟杰民只身去到伪连部，讲到激动处，热血青年，热泪满面。伪连长低头不语，末了道：俺不抓你们，你们快走吧。
磐石县委成立时，就建立了一个“特务队”，主要是抓捕勾结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称“打狗队”，磐石游击队就是在“打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省委到抗联各军领导人，经常不带引号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叫干部决定一切。从1932年1月，满洲省委陆续抽调吉林市特支书记张振国（张玉衍）、北满地委做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杨佐青）、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磐石游击队和后来1军的领导人、中坚分子，就是他们举办的训练班培训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人）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少数服从多数，就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天地皆白，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悲观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还在跟大家谈话。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家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大个子省委特派员，那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常占队”也不是冤家对头了。
杨靖宇到磐石时，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由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又改组了县委。然后，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此前磐石党就在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各地的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巧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了。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的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兵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还习惯地称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先后调动近两千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连续4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4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这种敌人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再寻机派出支小部队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了。
后两次就是跟日军对阵了。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只是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在日军来路上伏击，退路上还袭扰、伏击。两仗歼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发展、锻炼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但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无论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上级改弦易辙，除非你是神仙。
“1·26”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这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东局，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送到满洲省委。信是用药水写的，再用药水处理显示出字迹，后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问。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是设有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机关。认为这封信是假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与北方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这也正是一些人坚持信是真的理由，认为它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争论的焦点，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执行这个文件。有人认为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好，红32军的旗帜已经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响，可继续搞红军和苏维埃，其他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为首的一些人认为，指示信是决定东北战略全局的，应该全部贯彻执行。
省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上海方面没有回音。形势不容等待，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贯彻执行指示信。
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之后，人们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为之前北方会议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王明在写作这封指示信前，应该知道东北的“胡子”、“山林队”，以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不知是不屑一顾，还是这位安徽金寨县（这个县历史上也是盛产“胡子”的）人觉得生僻、拗口，还是怎么的，反正通篇都没有“胡子”、“土匪”、“山林队”的字样。
现在，杨靖宇与已经写到或行将写到的一些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准备与胡子、山林队统战、联合。
像任何一个义勇军曾经比较活跃的县份一样，磐石地区的大小绺子有几十种，比较大的像“老常青”、“朱司令”、“双胜”、“西省”、“吴司令”、“磐石好”等等。大绺子之下还有小绺子，司令中还有司令。有的“合绺合财”，有的“合绺不合财”，即大家合伙干，缴获或抢劫来的财物，按照各自人枪多少统一分配，或是哪个绺子抢的就是哪个绺子的，再各自按照人股枪股进行分配。而无论合绺不合绺，合财不合财，山林队一般都是反日的。即便专事抢劫的胡子，日伪逮着机会也是一样收拾的，也不得不反日。依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法则，这种纯胡子的山林队，即便不能归入朋友、同盟这一类，也不应是仇敌。
“东江好”、“毛团”“讨伐”游击队失利，“东江好”被日军缴械，“毛团”见势不好，哗变反正，杨靖宇曾写信给予鼓励、支持。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可现在不成问题了，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红军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讨伐”中打出了威风，这是山林队都服气的。而且这时日伪军又开始“讨伐”，大敌当前，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杨靖宇在山林队中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南满游击队、“毛团”、“赵团”、“马团”、“韩团”、“许团”、“殿臣”、“常占”、“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毛团”首领毛作彬为总司令，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
这是“1·26”指示信后，东北红军与非党反日武装最初的联合，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