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新游击区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宁安，为唯一的进出孔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屯子建在小平原上，原有几十户人家，吉东局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几乎都是朝鲜（族）农民。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应俱全，还有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节日召开联欢晚会。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了，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随即又发起攻击。这回是攻击山口两侧制高点，先是炮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官兵趴在岩石、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是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勇敢、顽强、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队长姜信泰后来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有勇有谋。倘是冷兵器时代，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地势，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可现在，这种抗击是根本就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打着打着子弹就没有了。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人被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抗。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
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的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的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
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有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如西北山八大队，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5军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1军、3军的联系。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4军、3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2军、5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后尽量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2师先遣部队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傅显明和多名战士牺牲。继任师长王光宇和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队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日伪军交战。5月20日，袭击中东路列车，击毙日军10余人。25日，又在三道河子颠覆、袭击列车，消灭6名日军，其中少佐、上尉各1人。
2月中旬，1师从敦化、额穆地区转至宁安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向五常、舒兰进击，遭敌袭击。这就是前面写过的莲花泡战斗。此时，由于敌人对中东路道南统治更加严紧，西进五常等地已不可能，1师也向道北转进。先在宁安上马莲河袭击敌防所，又在穆棱八面通小五站袭击军列，袭击小金山金矿局，斩获甚丰。到林口县后，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然后直取刁翎。
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在宁安地区攻部落、袭警署，将两个连伪军缴械，策应、掩护1师、2师主力北进，之后也陆续北移。
1937年3月，除留守部队外，5军主力先后集结在以刁翎为根据地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辟了依兰、富锦、宝清等县游击区。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是在水平站附近伏击军列。
9月10日，2军、5军联合部队接到牡丹江市地下党情报，两日内将有特别货车一列，从牡丹江驶往绥芬河，兵力不详。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2军2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侯国忠，估计护车部队不会超过百人，遂决定伏击。
山林队“黑山队”熟悉地形，由其为向导，12日天亮前赶到代马沟东3公里左右的水平站附近。这里地势险峻，铁道北侧是砬子，南侧是深沟。当晚9时许，军列自西向东刚驰上毁坏路段，车头颠簸一下，即向南侧倾覆，并将前边大半列车厢拖翻沟里。“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就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听得出前边倾倒的车里是日军，后边的是伪军和军马。官兵们集中火力射击鬼子，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惊魂未定的鬼子，趴在路基上和车厢后拼命抵抗，一度曾发生肉搏战，最终被压迫在沟里。战至半夜时分，敌人的抵抗逐渐减弱下来。
抗联作战，必须记挂在心的是防敌援兵，眼下更是不可恋战。张中华、侯国忠指挥部队发起猛烈冲击，将后边车厢内百余伪军缴械，然后焚烧列车，撤出战斗。
10月27日，周保中在给柴世荣、刘曙华的信中说：
我二、五军活动队以二军四团为主力，参加山林队海山部九月二十日袭击中东路日贼运兵列车于九站与抬马沟中间，击毙日贼一百三十余名，军马六十匹，毁其军用品无算。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中说：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希各方同志谅察并互予提携为幸。
柴世荣，一位个头1.75米左右的中年汉子，粗壮结实，浓眉，大胡子，有点儿拔顶的光头。1937年后，衣着通常与官兵一样，春夏秋冬大都是缴获敌人的服装，冬天外加一副棉制套袖、套裤，再披件日本军大衣，戴顶狗皮帽子，或是日军的兔绒帽子。与众不同的是，柴世荣脖子上围条狐狸皮，后来被部下硬扯下去了，因为敌人认准这个围着狐狸皮的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战场上对他特别“照顾”。
柴世荣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农家，五岁随父母闯关东，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他天性聪慧好学，读过八年书，因父亲病故而不得不辍学。从此，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为养家糊口还被招去朝鲜修铁路，当了三年劳工。1928年回国，赶上和龙县招考警察，应试被录取，后升任驻所巡官。在朝鲜的三年劳工生涯，印象最深的是不能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支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国军，被编为第4旅，人称“柴旅”，转战东满、吉东各县。
前面说过，王德林过界后，吴义成也要率队去苏联，柴世荣首先站出来支持周保中的主张。实力雄厚的“柴旅”旅长的意见，吴义成是不能不认真掂量的，对其他旅长、团长的影响、带动也是自然的。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各军中，唯独5军从一开始就编制副军长一职，可就不只是实力使然了。
第四路司令柴世荣，于三月十四日缴宁安县南新官地壮丁团杂色步枪二十八支，子弹一千二百粒，并枪决队长一名。又于四月五日，倭军百余伪警备队三百余，由宁安县出发，向我司令部出发，被我侦知，预将队伍密置山林，并设诱兵，将倭军诱于山林，始行射击。是役射死倭军三十二名，得盖枪二十六支，我方完全未伤一兵。
这是救国军人士写的《吉林方面义勇军抗日战事汇志》中的文字。
虽非土生、却是土长的柴世荣，熟悉山林、地势。据说转战东满、吉东，“柴旅”很少找向导。虽未受过游击战训练，也无从听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这样的至理名言原本就是最简明而又实际的战争中的生存哲学，柴世荣对此好像天生就有悟性和心得。
周保中说：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5军主力转移到下江地区后，得知驻扎在后刁翎的日伪军300多人要去林口。地下党的情报说，敌人向当地农民要了200副爬犁，这个情节引起柴世荣的注意。300多人用不了这么多爬犁，肯定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这仗大有赚头。
从后刁翎到林口，必经大盘道山，盘山道弯弯曲曲。1月27日夜，天降大雪，部队悄然出动。第二天凌晨到达大盘道山，柴世荣瞭几眼地形，将军部警卫营和5团部署在盘山道旁的树丛中，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置于北面蛤蟆塘山顶。
中午12点多钟，远远地看到敌人在风雪中露头了。
无声的落雪，突然化作纷飞的弹雨。马受伤了，有的倒了，有的拖着爬犁狂奔，互相冲撞着。没伤的有的也惊了，那情形也差不多，有的就在路下的山坡上翻滚着。这样乱了一阵子，一些敌人就趴在雪地上、爬犁后、树丛中，开始抵抗。被枪声搅沸了的腊月底的盘山道，气温好像陡然增高了几度。
站在蛤蟆塘山顶上的副军长柴世荣，边观察战场上的态势，边把个酒葫芦凑在嘴边，“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年轻时曾只身赤手打死只闯进屯子里的豹子的柴世荣，写得一手好字，有一手好枪法，身上却很少带枪，连支手枪也难见。情况危急时，他会把机枪手的机枪抱在怀里射击。须臾不可离身的是个酒葫芦，身边的几个副官也一样。他的喝干了，有时未等伸手，副官就会把酒葫芦递上去。有人酒后无形。而身经百战、瞅着武人一个的副军长，平时喜欢看书、思考问题，枪炮声中灌上几口酒，会变得更加沉静，脑细胞更活跃，富于弹性，枪也打得更准。
几个副官大都是救国军时期的老人。除罗副官是个秀才，专管文秘外，其余都是神枪手。比柴世荣大几岁的刘副官，人称“刘炮”，更是神中之神。他有个弟弟，人称“小炮”，也是个神枪手，在4团当连长，后来牺牲了。这一刻，他站在用雪构筑的掩体后面，一支三八大盖“吧——勾、吧——勾”，枪枪见血，弹弹咬肉，专拣鬼子和威胁大的机枪手打。
战至下午4点左右，300多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其中有40多个鬼子。
2月1日，又将驻前刁翎的伪军1个营或俘或毙，全部歼灭。
5军能在刁翎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柴军长世荣亲理诸务，行军驻军警戒作战指挥独立担负，颇见精明活泼逾于壮年新进之人。
这是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中的文字。
从副军长到军长，1934年入党的柴世荣，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
这是个领兵打仗的人。
“南杨北赵吉东周”
1934年端午节前夕，周保中率边区军来到敦化县老塔站，见到山林队“九占队”，得知这里出事了。
宁安西北山八大队的“晴天队”，向当地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单衣。天暖了，该换季了。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完了，“九占队”先到，拿走一批，“晴天队”来时就不够了。“晴天队”首领于长和火了，说老子在前方吃枪子，五月节了还穿着棉袄打仗，你们这帮窝囊废是干吗吃的？陈家是当地大户，养着不少炮手、家丁，这些人也窝着一肚子火，说你们都是爷，俺们哪个敢不伺候？狼多肉少，神仙也做不了那么快。
这西北山八大队原是丁超、李杜旧部，有400人左右，分为8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宁安西北山一带，故称“西北山八大队”。他们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多次与日军作战，胜多负少，这些骄兵悍将就不把一般山林队放在眼里。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曾派人到八大队中工作，并与之联合作战。
见陈家人跟他说这话，于长和野性发作，下令攻打陈家大院。这陈家大院岂是轻易打得下来的，枪声“乒乒乓乓”响成一锅粥，“晴天队”的炮头刘大炮被打死了。于长和越发怒不可遏，要血洗陈家大院。
就在这时，周保中带领边区军和“九占队”赶到了。
周保中走到刘大炮跟前，蹲下，将死者脸上凌乱的头发理了理，又掏出毛巾一下一下将脸上的血污擦净。这是个神枪手，打仗不要命的汉子。一次战斗中，曾用一支步枪逐一给敌人“点名”，将被围的20多个弟兄解救出来。
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上百双打红了的眼睛的注视中，周保中站起身形，两道犀利的目光在于长和脸上停留片刻，脸上的麻子变色了：刚才还活蹦乱跳个人，就这么死了，他死得值吗？
弟兄们！周保中环视四周，有点儿沙哑的南方口音激昂而又悲愤，咱们是反日军，日本子在杀中国人，可咱们在这里干什么？他陈甲长不是不帮忙，是一时半会儿忙不过来，那就等几天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吗？刘炮头死了，谁在那儿偷着乐？就算你把陈家大院平了，那算什么英雄好汉，又得死多少弟兄，添多少孤儿寡妇？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还嫌他们杀得不够吗？
慷慨陈词，战地演讲，“晴天队”官兵眼里的杀气逐渐消失了。
于长和突然扑到刘炮头身上，号啕大哭：兄弟呀，俺浑哪，俺对不起你呀，俺怎么向你的高堂交代呀。
在大院门楼上全都看在眼里的陈子庚，这时开门走了出来，双手抱拳，向各路人马施礼道：听了周总参谋长一席话，俺陈子庚说什么也难表一家老小的心情，只想用行动说话。俺愿出300大洋发丧刘炮头，他的父母妻儿俺供养了，再出10担包米、10石小米、10石大豆作为八大队的给养。今个晌午，俺杀猪宰羊，为周总参谋长和众位首领、弟兄接风洗尘。
说着，走到周保中和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和长和兄弟，二位要是不嫌弃俺，今儿个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成生死弟兄。
这倒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见于长和一时还有点儿别不过劲儿，周保中就说：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到这份儿上了，于长和也痛快地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决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的营以上首领，共是65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