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妈个××,你个叛徒!”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正隆 本章:第四十六章 “妈个××,你个叛徒!”

    宋一夫等等

    宋一夫,别名宋效贤、宋祥,1911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十七岁闯关东,毕业于哈尔滨东省补习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义勇军,1933年入党,历任宁安团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2路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张镇华,来到穆棱县八面通狍子沟,就是李范五的家乡。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3个年轻人,热情和气,还能吃苦,帮老乡割地、打场,只吃饭不要工钱,挺受欢迎。时间长了,相处熟了,就开始宣传抗日救国。

    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2月成立的,队长宋一夫,政治指导员胡仁,副指导员张镇华。开头只有21个队员,这年夏天扩大到150多人,成为后来5军重要的骨干队伍之一。

    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当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敌的,余部大都溃散。

    “集团部落”使8军陷于饥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恶必办,往死里逼,从谢文东到这些师长、团长,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团出来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

    据说,公审谢文东时,他说俺老谢当年也打过日本子。

    没错,日寇曾悬赏1万元取你和李华堂的项上人头,《八一宣言》称你们为民族英雄,可后来你们干什么了?跟谁穿上连裆裤了?

    谢文东投降后,随伪三江省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表示谢罪。李华堂被俘后,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几天,然后被送往长春“满洲国”治安部,在那里变节的。

    以上只是从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的大略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满招待,出入有车,据说还睡上了暄乎乎的沙发床。到长春后,“礼遇”更隆重,饭桌上更丰盛,还有许多像沙发床一样从未见识、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间的享乐。

    洋楼、洋车、洋灰马路,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洋与不洋的招牌字号。穿着貂皮、貂绒大衣,戴着水獭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楼饭店门开处呼拥出来的雾气、香气,应该让谢文东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岁月。至于戏匣子里李香兰(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等,还有街头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大腿,“奸老奤”也好,“奸老谢”也罢,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据说,谢文东是“吃小锅”(吃小灶)的,李华堂有所不同,与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锅是否有断顿,不得不吃树皮、野菜的时候,被俘与投降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李华堂是准备到松花江北与联军总部取得联系途中被俘的。2月初攻打方正县山元木场,他的腿受过伤。奔江北途中,也不断与敌交战,最多一天交战3次。没人说倘若敌人跟他来硬的,他就会坚贞不屈,但他确实是在鬼子的软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经历后,有人会坦然面对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复人的生活,尝到人的滋味儿,就不顾一切地没了人味儿,不走人道了。

    “背小树”

    1940年12月14日,《张中孚马克正给张寿篯冯仲云等的报告》中说:

    曹姓者(名忘记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七军周启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生活,在出发前向支队长请假,经过说服又不请假了,及到围子后,自己问道百姓们,回哈尔滨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着一个走狗家,还说: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请假,当时周末允并急令随队返回。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已动摇,解放他一定被敌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笔者)处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说,1941年秋,我们从平原回到大青山东南的大森林里,那里有几间木刻楞房子,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住下没几天,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请假回家。领导让×××(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隐去)和我,还有个叫“山东刘”的战士,带着这个老兵,到山边找地方关系,把他交给地方组织。转了三天没找到,回来后他还是要回家,领导再三做工作,怎么说也不行,坚决性的。第二次又带他转了几天,还是没找到。第三次走出没多远,×××就把枪给他支上了,说把他勒上。山东刘把他在树上绑了几道,拿根小木棍,在树后插进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绳子里,两手一绞,那人肚子就鼓起来了。×××下令:李桂林,你踹他两脚。我不知道踹哪儿,他说踹肚子,快踹,别让他遭罪。我踹了两脚,那人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老人说,当时我这个心惊肉跳呀,过后再一想,有什么办法?那时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动摇,就可能叛变。你不想叛变,被敌人抓去了,敌人什么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总部、密营不全暴露了吗?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战争观理解那场战争,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们的目光来打量抗联——非常环境,非常手段,没有可比性。

    李桂林老人说,参加抗联就没脱过衣服睡觉,那虱子生的呀,够不着挠的地方就往树上蹭,身上挠蹭得没多少好地方了。最难好的是腿,长出“嘎巴”(痂)挠掉了,雪壳子踩塌了撸掉了,血呀脓的再长“嘎巴”长肉芽,长肉芽时“刺挠”(痒)得钻心,就挠。许亨植是3路军总参谋长,这人有办法,说刘铁石,你给李桂林舀两碗米,让他回家吧。这不是要勒死我吗?我知道他是吓唬我,那也吓一跳呀。他说你不回家也行,找两个保人,再不许挠腿。我就让刘铁石和张祥给我担保,再怎么“刺挠”也不敢挠了,慢慢就好了。

    王传圣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军部机枪连有个姓孙的机枪手,睡觉说梦话,要上山当胡子,“背小树”了。

    丛茂山老人说,1938年冬,在宽甸石灰街,有个班几个人要回家,都“背小树”了。

    曹曙焰老人说,1938年春4军主力西征,留下我们连在宝清县大叶子沟设立下江留守处。彭施鲁是主任。有3个兵,一个姓方,一个姓于,都是班长,还有个郑东保,过去表现一直都不错,这回受不了了,合计要把主任、连长和我打死,然后下山。有个班长杨玉清,跟方班长是老乡,姓方的就拉他入伙。这杨玉清坚决,假装同意,把话套出来,向我报告了。我和连长报告彭施鲁,彭施鲁又请示季青、王效明,把3个人“背小树”了。

    老人说,1940年初,杨玉清也跑了,没带枪,不是投敌,就是回家。这时我们连编到2路军总部直属队了,领导命令我带人去追,无论如何也要抓住处死。追了两天,在一个炭窑追上了,腿脚冻坏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认烧炭的老头干爹,藏在个炭窑里。伸下棍子拽上来,我说小杨呀,你糊涂呀。他说我也后悔了,没有后悔药呀。他又说:指导员,你别难心,勒吧,利索点,别让我遭罪。

    老人慨叹,杨玉清救过我的命,我这样做还叫人吗?现在这人会怎么看这事?可你能怎么办?这不光是命令,还是个原则,换了谁,都一样。

    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有病的,年老体弱的,有家属不想走、不便行军的,都动员他们留下,找地方关系。程斌叛变后,1军撤离东边道西部几县时,也是这样。“小孩队”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杨靖宇称他们为“小同胞”,亲自动员他们离队。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

    对开除的队员给以相当的津贴和居留地点,他(使)被开除的队员不致放浪于各处地方民家,或为敌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对被开除的人尚如此,至于请假回家的,除了带足路费外,有时还要视家庭状况,给予适当的钱物补助。

    1934年12月19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中说:

    反对叛徒、奸细逃跑,立即检查肃清动摇悲观分子,驱逐这些反革命分子滚出党,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

    1938年前,基本是比较正常的。没人想到插根筷子也会发芽的黑土地会饿死人,没人想到会在冰天雪地中的山林中露营,也就没人想到连回家、想家也要被“背小树”——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有老人说,冬天“背小树”,有时还要把衣服扒下来。不用枪打,一是枪声可能引来敌人,二是节省子弹,那衣服也不能浪费了呀!

    老人说,那以后,他就见不得一丝不挂的人了,想想都头晕。洞房花烛夜,也没有花烛,一辈子没见过妻子的裸体。

    成为危险问题之五军三师八团范司务长景顺、藤排长风、队员焦风林、妇女曲等五名开除离队,给以退伍证及遣散金,并严嘱半月内不许向东南宝清方向行走。

    行半日途程,开除之范司务长等追踪行进,不遵预嘱将范、藤、焦三名处死,妇孺曲、管两名暂时留候到相当地点后,即遣走。

    时刻注意部队内及后方住址中或行动中之人员,避免一切受敌人截击埋伏狙袭及捕掳之危险,对于可疑虑之工作人员及动摇分子务勿姑息。

    用特别手段惩治叛徒。

    反奸细斗争是我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如有新入队的人,必须不动声色地细心检查,多方面查考。特别是有敌人侦探疑问的分子,更要注意采取坚决办法。

    在1938年后的各军文件中,这类文字是不鲜见的。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搞教育,就是讲实话。我说我出来四五年了,连长比我还多一年,家里怎么样了,谁不想回去看看?看一眼也行呀,可你能回去吗?日本子搞“十家连坐”,你家几口人、姓名、年龄都在敌人手里掌握着,少口人,哪去了,多口人,哪来的,什么人?这不是给敌人送去了吗?又给家里添多大“罗乱”(麻烦、灾难)?就算投靠亲友,你没“证明书”,不还是一样吗?这样讲,挺管用,程斌、宋一夫叛变后就不大行了。这时就讲一年中有最冷的时候,一天里也有最冷的时候,现在就是最冷的时候,咱们咬紧牙,挺过去,赶走日本子,就能享福了。说是说,更重要的是做好样子。那时,师长、团长、政委坚决,这个师、团就不会有大问题,一个连就是连长、指导员了。连长王庆云这人是坚决性的。他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塌腰,死过多少回了,还在乎这最后一回呀。

    老人说,现在想来,那时睡觉,哪一觉都可能长眠不醒。肚里没食有伤病,那人特别不抗冻,说死就死了。睡着了往火边凑,或者一阵风刮来,烧死了。被敌人摸火堆打死了,想叛变的往往也选这时候动手,打死你他好立功呀,人心隔肚皮。多老的老兵,知根知底,也有抗不住开小差、投敌的,新上队的就更不好说了。地方组织垮了,山里干各种营生的人,好多都是特务、暗探,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赵尚志牺牲,就是吃的这亏。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那人南腔北调,骂人的话也千奇百怪:“狗压的”、“娘卖×的”、“娘了个×的”,等等。

    抗联张口就来的是:“妈个巴子,你个叛徒!”

    “妈个巴子”不难理解,可这“你个叛徒”,就让人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了。仗没打好,或者犯了别的什么错误,何来“你个叛徒”呀?根本就不搭界呀。

    原来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了,气愤得无以复加、难以形容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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