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三章 德宗爱新觉罗·载湉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雪慧 本章:第三百六十三章 德宗爱新觉罗·载湉

    一、冲龄践祚聪颖好学

    光绪帝载湉,是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西太后的种种挟制,最终治国抱负被扼杀,个人的家庭生活也被无情地践踏,成为西太后掌中的囚徒,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度过了他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抱着满腹的遗憾和怨恨离开了人世。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边的醇王府一派节日气氛,豪华庄严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机,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了人世,给醇王府带来了新的欢悦和喜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载湉。

    说起来,小载湉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载湉年幼的时候,聪明漂亮,很讨人喜欢,加上他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殇,其他几个弟弟尚未出生,所以深得父母的钟爱,被奕譞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家庭中,载湉本可无忧无虑地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西太后以子而贵,现在儿子死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同治帝早死,没有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应从晚辈近亲中选出一个人,为同治帝立嗣,并继承皇位。当时同治帝载字辈之下是溥字辈,按惯例,应从溥字辈中选出一人,继嗣给同治帝并称帝。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西太后将因孙辈为帝而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贵,但从血缘关系看却疏远了很多,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西太后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罢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继位。载湉年幼,又与同治帝载淳同辈,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再说,就亲属关系而言,载湉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御前会议,西太后向到场的宗室贵族、军机大臣等群臣说:“皇上的身体很虚弱,若有不测,宗室中谁可继大统?”话音刚落,内务府大臣文锡就说:“请择溥字辈中贤能者立为皇帝。”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脸色陡变,她不再想兜圈子,因此厉声说:“溥字辈中没有可立为皇帝的。奕湉的儿子(载湉)已经4岁,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位。”随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惊惑不已,一个个呆若木鸡,失声大哭,闹成一团。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西太后的阴谋得逞。就在当天,刚刚4岁的小孩子载湉被迎到宫中,正式继为皇帝,改明年为光绪元年。

    光绪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培养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驯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4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他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连醇亲王夫妇都不敢给光绪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候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1881年,东宫慈安太后暴卒,西太后完全掌控了朝政,也完全掌控了光绪帝。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兴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龢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翁同龢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龢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对师傅的讲解听得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龢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关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龢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析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经是17岁,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垂帘听政”名义上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

    因光绪已18岁,就是一般老百姓家也该婚娶了。因此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影响,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五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她也是西太后的侄女;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5位女子说:“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想为自己找一个温柔合意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巡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地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后妃的权力都没有,以后,造成了又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万,制钱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他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惟西太后的旨意行事,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二、抵御外辱力不从心

    光绪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还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表现出年轻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龢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法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光绪十年七月马尾海战惨败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还是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顽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三、锐意维新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扶持顽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绪的手段就软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惶惶,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一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产生加紧实施以推进改革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八月下旬,光绪帝想把设议院的主张付诸实施,康有为劝他说:“现在守旧之徒充斥朝廷,万不可行。”光绪帝想了想,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但他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准备采取变通方式,即开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维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请国外政治专家,以议论制度,全面筹划变法事宜,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下旬,光绪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气,大胆推进变法,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可是,变法的深入,使光绪帝和顽固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尤为重要的是,光绪帝的改革行动,激怒了一直伺机而动的西太后。八月十九日,因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官员压制维新派,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个官员全部撤职。对光绪帝罢免怀塔布等人,顽固派大臣十分不满,纷纷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怀塔布的妻子经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欢,她利用这种机会,更是多次哭哭啼啼,请求西太后的庇护。有一天,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西太后满面怒容,厉声说道:“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如今你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依靠康有为一人而乱家法,何以面对祖宗?”光绪帝分辩说:“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会与以前一样;儿臣宁愿坏祖宗之法,也不愿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让光绪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时候已到。于是,西太后便和其亲信开始了紧张的密谋活动。他们一面大造舆论,散布紧张空气,一面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政变。遵照西太后的旨意,荣禄密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八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九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已,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要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九月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九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九月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九月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四、被囚瀛台抱憾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3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20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之时,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他在看时,往往哀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贸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对此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人,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民众均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会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月,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不可遏止的愤怒。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愁解难,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38岁。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谥号“景皇帝”,庙号“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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