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两样东西最是诱惑人。

    一是智慧，二是谋略。

    智慧这个词，是最典型的西式结构，是西方人喜欢的。而谋略这个词，则是正宗典型的国产，是中国人最为熟稔的。

    那么，这二者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智慧的主体是人，而客体则是自然天地，是人类针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谋略的主体是人，而客体还是人，是人针对于人的机谋算计，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的。

    西方人崇尚的是智慧，而中国人喜欢的却是谋略。西方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他们只是为了探讨思想，研寻规律，不跟人争，也不跟人吵，故传名天下。

    一个民族，如果分不清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谋略，那就容易犯下把谋略当智慧的错误，一门心思地沉溺于内斗之中，乐此不疲而不知反省。而一个人如果无法区分智慧与谋略，那就更可怕了，他的价值观将被扭曲，他的心灵将被熏染，而他的一生，有可能沦为谋略的牺牲品。

    一个人如果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下，他只要潜心研究智慧就足够了。但如果他不幸生在东方中国，如果他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他就必须再给自己添点儿本事，不仅要懂得智慧，更要对谋略了然于心。

    只有智慧而没有谋略，就会沦为负面力量的牺牲品，被人暗算而无处讲理。只有谋略却没有智慧，就好比大树无根，大厦无基，不管你爬得有多高，哗啦啦大厦倾，此乃必然。

    曾国藩和李鸿章能够在中国这种怪人扎堆的奇异世界成就事业，就是因为他们既娴于智慧，又懂得谋略，缺一而不可。

    缺了智慧，谋略就成了整人的手段，最是令人不齿；少了谋略，智慧就成了任人猎取的美食，因为你丧失了保护自我的能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智慧，沦为了谋略的猎物，又不知有多少谋略，只因为没有智慧的内核，最终成了丑恶与卑鄙的代名词。

    比较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曾国藩是智慧多一点点，谋略少一点点，所以曾国藩成了圣者，成为世世代代读书人景仰的人生偶像。而李鸿章则是谋略多一点点，智慧比老师少了一点点，所以李鸿章同样也能够成就大事，但最终由于智慧含量的不足，留下来的仍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满地凄凉。

    曾李师徒，也曾联手施展过一把谋略，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曾李联手施展谋略，都是被咸丰皇帝给逼的。如前所述，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传旨调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护驾。曾国藩陷入两难之中。

    于是李鸿章越众而出，谋略曰：老师，这个事容易摆平，你这么着，你现在上疏，不提鲍超，单说自己是多么忠君，多么爱国，你要求自己提师北上，又或者是胡公胡林翼去，就请圣上下命令吧，圣上指到哪里，咱们就打到哪里，绝对不带打差的。

    曾国藩大喜，于是立即如此上奏，咸丰皇帝遭遇到真正的谋略，顿时心悦诚服，从此不提让鲍超北上的事了。

    曾李联手合谋咸丰，这是陈年旧案了。

    曾夫子是圣者，心地光明纯净，不得已而谋略，谋略完了，就算结束了。可是此谋略是李鸿章的杰作，他肯定会将这个成功案例，编号贮存在自己的脑子里，以备随时查询。

    也就是说，曾国藩不太可能记得这件旧事，更不可能写下来，以免让人抓到他不忠君的把柄。正因为不记得，所以他才要求让湘军旧部程学启往援金陵，以解曾老九之围。却忘记了，他的这个要求，和咸丰皇帝要求他派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丝毫的差别。

    可以确信，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书信，肯定会尖声大叫起来：老师，你怎么又把这道练习题给翻出来了？

    这题咱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