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３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１０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没有海军的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没有国王的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那年早些时候，由于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的虚构的独立就此告终——其时，苏军离匈牙利首都已不到１００英里。在布达佩斯，任何一个秘密通常都是在咖啡馆里被大声议论的。因此，希特勒也就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施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很合适，叫”米老鼠”。施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裹着（他这个主意是从肖伯纳的话剧《凯撒与克里奥佩屈拉》那里学来的）——将他带至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７条人命。
６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施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他把偷袭阿登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施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将他的人进行训练，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此时，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基督玫瑰”，后来，那天上午，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３个军的兵力，外加１２个机械化师和１８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下述两个前提为基础制订出来的：突袭和使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７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３０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心理上和实际上均如此。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才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这他妈的玩意儿连一条腿都没有！”他抱怨说。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２０个师，在长达４０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希特勒讽刺说，“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怎样打的呢？勇敢地进攻！”这仍是旧话：对于“大解决”，他的将领们缺乏想象力。“你们怎么不研究研究历史？”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天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发生了一个无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阿登将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洛伊登。另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将会发生：反对帝国的联盟也会一下子四分五裂！”
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３０万战斗吨位：４艘航空母舰，３艘战舰，６艘重巡洋舰，３艘轻巡洋舰，以及１０艘驱逐舰。此后，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满洲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英国作战。
１１月１０日，希特勒下令为阿登战役作好准备，他明确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赌博，决定是战斗还是死亡的一役。这道命令的口气惹得西线的指挥官同声抗议。希特勒无奈，只好离开“狼穴”，亲赴前线解释其目的——尽管他身心都突然崩溃。他的嘶哑声加剧。埃肯教授检查的结果表明，他左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他精神萎靡又经常发怒；访客们见他半卧半躺在备用的小床上，脸色又如此苍白，无不大为震惊。他置莫雷尔的命令于不顾，强行下床，像个老人似的，摸索着走进地图室。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擦拭着眉毛。为使他的身体在此后的碰头会中能支持得住，莫雷尔医生不得不连连给他打针。
在前往西线前，人们劝他稍事休息后再走，因为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途中若不发生危险，也会很艰辛。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前往；他惦念前线，必须前去鼓励指挥此次战役的诸位将领。１１月２０日，他带上随行人员，登上了火车。他想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狼穴”了，但他仍抱着回来的幻想，让建筑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因为希特勒想在天黑后抵达柏林，他乘坐的火车直到拂晓才开出。希特勒乘坐的包厢，窗帘全部放了下来。午餐时，他与大家一起在餐车用膳。特劳德尔从未见过元首如此垂头丧气，如此心不在焉的。“他的声音又轻又小；双眼不是盯着盘子就是盯着白台布的某一点。气氛如此沮丧，使大家都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宣布，范·埃肯教授将第二次为他的咽喉动手术。他说，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不过，很有可能，我说话会没有声音和……”但这句话他未把它说完。尔后几天，他与世隔绝。他的贴身人员只知道埃肯教授给他除去了一块小米粒大小的息肉。一天，他出人意外地前来吃早餐；显然，他是在找人作伴。人人都将香烟熄灭；窗户也开了，好让空气清新。他只能小声说话。他说，这是医生的命令。倾刻间，大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的声音说话。“我的耳朵很好，没有必要宽恕它们”，他喃喃说道。大家都笑了——与其说是被这个笑话引得发笑，倒不如说是为元首的精神得以恢复而笑。
希特勒恢复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他的随行人员惊叹不已。他全力投入了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阿登反攻战役。１２月７日，他批准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几乎与他先前提出来的雷同。为了保密，无线电台故意将密码电报发给假司令部，将假电报发给真司令部，将真电报发给距广为宣传的司令部１００英里外的司令部。在较低层中，在啤酒馆，在饭馆等地，他们则故意散布谣言，有意让盟国的谍报人员听。
此时，手中的权力远远超出中尉、甚至超过将军的奥托。施科尔兹内，他所开设的“美国人学校”已到期中。他虽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志愿军却学得很好。学校的课程包括：美国俚语，习惯，民俗，以及如何假装美国大兵在敌后散布惊慌。至１２月１１日，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德国的铁路创造了运输奇迹，将首批军队运抵“反攻区”而未被敌人发现。那天清早，希特勒将指挥部移至中世纪的泽根堡城堡。这就是“鹰巢”，是他１９４０年入侵西方时的司令部；现在，他与他的随从只好深居于地下隐蔽所内。
当天晚些时候，他会晤了半数左右的师长；其余的将于次日前来。第一批将领及随行人员抵达后，盖世太保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手提箱。每个人都要用生命起誓，对即将听到的只字不吐。谁也不知道为何被召了来；他们只知道，过去几星期来，每个师都在兜圈子。
会议在地下一间大屋内召开。元首坐在一狭窄的桌后，左右分别为凯特尔和约德尔。对面坐的是伦斯德、莫德尔和哈索·冯·曼特菲尔中将——他将指挥３个军中最强大的一个军。他是普鲁士著名的将军世家的后裔；是出色的骑士，又是德国五项运动（跳远，标枪，２００公尺，铁饼和１５００公尺——译注）的冠军。他身高５英尺余，坚韧不拔，精力过人，是少数几个敢于公开与希特勒对垒的人之一。
希特勒向到会的６０多名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整整讲了一个多钟头。当讲到发动全面反攻的政治动机时，他声音响亮有力，兴奋得目光四射。然后，他便将“秋雾”——此役之最终代号——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此役将于１２月１５日清晨５时３０分打响。各师的将领们听得诚惶诚恐，不但为这一庞大计划，而且也为元首的精力和良好的健康感到兴奋。然而，近得几乎可碰到他的曼特菲尔却看得真切。他实际上“很颓丧，肤色很不健康，外表塌陷，双手发抖；他坐在那里，好像被责任的重负压得伸不直腰。若与１２月初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时相比，他的躯体似乎更加衰老了——他已是个老朽了”。曼特菲尔还瞧见，元首还偷偷地把双手伸到桌下，用一手去翻动另一只几乎全跛的手。
坐在外围的当然看不到这一切，自始至终都颇为兴奋。会议结束时，元首响亮地宣布：“这一仗必须残酷地打，任何抵抗都要予以粉碎！在祖国危急的关头，我要求每个军人都英勇再英勇。必须打败敌人——良机勿失，时不再来！德国就得这样生存！”
次日，１２月１２日，另一群将领聆听了同样的训示。不同的只有一点：反攻时间再次推迟（如同１９４０年那样）。“零日”被推迟至１２月１６日。希特勒说，这个日子不变了。所谓不变了，就是说，这天天气很坏，坏得令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