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湾湖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国平 本章:一、南湾湖

    一个漆黑的夜里,几艘机动木船在风雨中艰难地靠岸,卸下了一群学生。我们肩扛行李,淋着雨,跌跌冲冲地踩着稀泥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间低矮的小茅屋透出暗淡的灯光。门很矮,我们猫着腰钻进去,胡乱地挤躺到几块铺板上。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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