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形势已经有了一点松动，处境（表面上）已经有所好转，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温暖，三面红旗仍然高举着，但斗的劲稍稍平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相对比较实是求是一点的干部们，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满幻想，也许终于能够做一点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张总编辑、佘副总编辑，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至今记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论什么情况什么事情，不能有对党的丝毫不满，不满像种子，它会生根发芽长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后来1959年，他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与。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后几天，需要及时补水。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径，走在杂草棵子，乱石丛中，连蹿带蹦，连滑带溜，势如黄羊野鹿。平时空着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压上份量以后，反而脚下生根，稳如泰山，步履坚实，一步一个脚印。同时要检查水的保持情况。有一个人由于丢水太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半桶而被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挑水的人的姿势千姿百态，有的腰被压成了八道弯，受到大家笑骂，有的一副骄蛮样子，活像是金牌获得者——并没有人赏识夸奖。有的连说带笑，有的气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齿，被称作是作“操狗”状，有的闷头苦干，我则一边使劲一边说便宜话：“本人挑担，重量在若有若无之间……”劳改不忘牛皮，劳动是乐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马克思这样说的，事实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时候，由于往下狂奔，叽里咣当，众桶齐鸣，出溜到井边，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