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何兆武 本章: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很多地方都继承了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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