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胡适 本章: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1

    近十年来,有好几位我最敬爱的学者很怀疑老子这个人和那部名为《老科的书的时代。我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但至今日,我还不能承认他们提出了什么充分的证据。冯友兰先生说的最明白:

    不过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以情予》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现之,则《老子》书之文体、 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 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报》)

    这就是等于一个法官对阶下的被告说:

    现在所有原告方面举出的诸证据, 若逐件分开来看, 都“不免有逻辑上所谓 ‘丐辞’之嫌”。但是“合而现之”,这许多证据都说你是有罪的,“此则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现在判决你是有罪的。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辞”’,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蚁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已承认的“丐辞”,究竟是“丐辞”,不是证据。

    我现在先要看看冯友兰先生说的那些“丐辞”是不是“丐辞”。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譬如有人说:“灵魂是不灭的,因为灵魂是一种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这是一种丐辞,因为他还没有证明一、凡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都是不灭的,二、灵魂确是一种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

    又如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说过:“凡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该杀。”假如有人来对我说:“你今年四十一岁了你该自杀了”,这也就成了一种丐辞,因为那人得先证明一、凡过了四十岁的人在社会上都无益而有害,二、凡于社会无益而有害的人都该杀。

    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

    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三个证据,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丐辞。

    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于》书是孔子以后的作品。

    你若承认孔子以前果然无私人著述之事,自然不能不承认《老子》书是晚出的了。但是冯先生应该先证明储子》确是出于孔子之后,然后可以得“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前提。不然,我就可以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老子》之书是什么呢?”

    二、“《老干》非问答体,故应在《孟子》后。”这更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应该先承认“凡一切非问答体的书都应在《孟子》之后” 一个大前提。《左传》所引的史佚周任《军志》的话,所引周任的话,是不是问答体呢?本身的大部分,是不是问答体呢?(批语》第一篇共十六章,问答只有两章;第四篇共二十六章,问答只有一章;第七篇共三十七章,问答只有七章。其余各篇,也是非问答体居多数。)《周易》与《诗三百篇》似乎也得改在《论语用孟子》之后了。

    三、“《诸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这更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先得承认“凡一切简明之‘经’体都是战国时的作品” 一个大前提。至于什么是简明的“经”体,更不容易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经”体。那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不是“简明之经体”了吗?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丐辞,就是我们还得先承认,“虽简明而不是‘经’体;《左传》所引《军志》周任的话虽简明而也不是‘经’体;只有《老子卜类的简明文体是战国时产生的‘经’体。”我们能不能承认呢?

    还有许多所谓证据,在逻辑上看来,他们的地位也和上文所引的几条差不多。我现在把他们总括作几个大组。

    第一组是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晚期。梁启超,钱穆,顾颌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优语程有孔子颁赞“无为而治”的话,最明白无疑的是: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欢?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十五)

    这段话大概是梁钱顾请先生和我一致承认为可靠的。用这段话作出发点,可以得这样相反的两种结论:

    一、低语》书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以证明孔子受了老子的影响。—— 这就是说,老子和《老子》书在孔子之前。(胡邦中国哲学史大纲》页七九注)

    二、 顾颌刚先生却得着恰相反的结论: “的话尽有甚似储子油。如《颜渊》篇中季康子的三问(适按,远不如引任灵邮篇的“无为而治”一章),这与《老子》上的‘以正治国’……

    “我无为而民自化’……‘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何等相像!若不是《老子》的作者承袭孔子的见解,就是他们的思想偶然相合。”以史学年报》第四期,)

    同样的用孔子说“无为”和《老子》说“无为”相比较,可以证《老子》在孔子之前,也可以证《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后承袭孔子!所以我说,这种所谓“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

    钱穆先生的《关于<老子喊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燕京学报》第七期)(适按,Jtme,1930),完全是用这种论证法。我曾指出他的方法的不精密(《清华周刊》卷三七,第九——十期,),如他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今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我对他说: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这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无鬼之论;而一千八百年来,信有鬼论者何其多也!如苟卿已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维亡”,而西汉的儒家大师斤斤争说灾异,举世风靡,不以为妄。又如的小序,经宋儒的攻击,久已失其信用;而几百年后的清朝经学大师又都信奉毛传及序,不复怀疑。这种史事,以思想线索未看,岂不都是奇事?说的更大一点,中国古代的先秦思想已达到很开明的境界,而西汉~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状态;希腊的思想已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欧洲忽然又长期陷入黑暗的状态;印度佛教也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沦入很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不可以用后来的幼稚来怀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来怀疑后世的堕落。

    最奇怪的是一个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十余年前,我自己曾说人老子》书里不应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类的话,因为这种思想“不合老子的哲学!”(《哲学史》页六一注),我也曾怀疑里不应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一类的话。十几年来,我稍稍阅历世事,深知天下事不是这样简单。现代科学大家如洛箕(SirOliverop),也会深信有鬼,哲学大家如詹姆土(.James)也会深信宗教。人各有最明白的地方,也各有最措懂的地方;在甲点上他是新时代的先驱者,在乙点上他也许还是旧思想的产儿。所以梭格拉底(Socrates)一生因怀疑!回信仰而受死刑,他临死时最后一句话却是托他的弟子向医药之神厄斯克勒比(Asclepi。)还一只鸡的许愿。

    我们明白了这点很浅近的世故,就应该对于这种思想线索的论证稍稍存一点谨慎的态度。寻一个人的思想线索,尚且不容易,何况用思想线索来考证时代的先后呢?

    四

    第二组是用文字,术语,文体等等来证明《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这个方法,自然是很有用的,孔子时代的采桑女子不应该会做七言绝句,关羽不应该会吟七言律诗,这自然是无可疑的。又如《关尹子》里有些语句太像佛经了,决不是佛教输入以前的作品。但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二、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三、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试举例子说明如下:

    梁启超先生曾辨《牟子理惑论》为伪书,他说: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中卷,页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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