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话本八种》序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曹伯言 本章:《宋人话本八种》序

    《宋人话本八种》序

    --------------------------------------------------------------------------------

    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的戏曲部有《宋人词话》十二种,其目为:

    灯花婆婆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

    西湖三塔小金钱

    这十二种书很少人见过,见过的人也瞧不起这种书,故《也是园》以后竟不见于记载了。

    王国维先生作《戏曲考原》初稿(载《国粹周报》第五十期,与《晨风阁丛书》内的定本不同),提及这十二种书,他说:……其书虽不存,然云“词”,则有曲;云“话”,则有白。其题目或似套数,或似杂剧。

    要之,必与董解元弦索《西厢》相似。

    后来王先生修改旧稿,分出一部分作为《曲录》(《晨风阁》本),也引这十二种词话,他有跋云:右十二种,钱曾《也是园书目》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钱曾)藏曲甚富,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曲录》一)

    民国十年(1921),我作《水浒传后考》,因为百二十回本有一条发凡云: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所以,我疑心王国维先生的假设有错误。我说:《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有“曲”。钱曾把这些作品归在“宋人词话”。“宋人”一层自然是错的了,“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未必是曲。

    故我以为这十二种词话大概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后来明朝的小说,如,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别的事作一个引子,大概这种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灯花婆婆》一类的致语的进化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这段话也有得有失:(1)我不认这些词话为宋人作品,我错了;(2)我说“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这是对的;(3)我又以为这些词话多是说书的引子,我又错了。——当日我说这番话,也只是一种假设,全待后来的证据。但证据不久也就出来了。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而杨定见误记为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闻,罗氏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用作《平妖传》的引子的,不是《灯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个大要。

    全文既不可得见,这个节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这篇序的后面,作个附录。

    最重要的证据是《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此事是缪荃孙先生(江东老蟫)的大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国十一年的旧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庙买得《烟画东堂小品》,始见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其中《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见于《也是园书目》。原刻有江东老蟫乙卯(民国四年)的短跋,其中记发

    见此书的缘起云: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旧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

    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后来《金虏海陵王荒淫》也被叶德辉先生刻出来了。故先后所出,共有八种,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菩萨蛮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

    第二十一卷金虏海陵王荒淫

    看这卷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种小说的数量之多,但其余的都不可见了。

    江东老蟫的跋里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刻本只有《菩萨蛮》一篇卷首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图章。《菩萨蛮》一篇也不见于《也是园书目》,可见这几篇都是钱曾所藏,编书目时只有十二种,故其余不见于书目。

    我们看了这几种小说,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见年代。金主亮(后追废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1234—1236);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话,初读时,颇使我怀疑此书的年代。

    书中贵哥说: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句话太像明朝人的口气,使我很生疑心。缅甸不见于《宋史》外国诸传,但这却不能证明当时中国民间同缅甸没有往来的商业贸易。《元史》卷二百

    十说: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缅,招谕其王内附。

    其时宋朝尚未灭亡。这可见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同缅甸应该可以有交通关系。

    又《明史》卷三一五说:

    宋宁宗时(1195—1224),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

    此事不见于《宋史·宁宗本纪》。《宁宗本纪》记开禧元年(1205)有真里富国贡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记此事在庆元六年(1200)。真里富在真腊的西南,不知即是缅甸否。《宋史》记外国事,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国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记缅甸通中国的话是有根据的,那末,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小说提及缅甸,并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谕缅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1234)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1)小说。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这个问题)

    大概“小说”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小说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开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母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小说。“说经”的初期只是用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重佛经里一些最有小说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小说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到齐,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词,《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碾玉观音》用诗词作引子,《西山一窟鬼》连用十五首词作引子,但《错斩崔宁》使用魏进士的故事作引子,《冯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团圆的故事作引子,这都是开场的“得胜头回”。

    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差不多成了小说的公式。短篇的小说如、《醉醒石》等都常常保存这种方式。长篇的小说也往往有这样的引子。《平妖传》的前面有《灯花婆婆》的一段;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醒世姻缘》更怪了,先叙晁家的长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后,晁家的故事依旧继续说完。后来清朝学者创作的小说如,如,如,如,各有一篇引子。有时候,这种引子又叫做“楔子”,但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元人的杂剧里,往往在两折之间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没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这个引子的体裁可以指示中国小说演变的痕迹,还有别的证据可以使我们明白“章回小说”是出于这种话本的。本书《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说: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数回的。《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长做“十数回”说完。但写成话本时,许多添的枝节都被删节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诗“高楼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几回”的“回”字。说书的人说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个好汉绑上了杀场,午时三刻到了,刽子手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或者一个美貌佳人落在强暴之手,耸身正要跳下万丈悬崖,——在这种时刻,听的人聚精会神,瞪着眼发急,——在这个时候,那说书先生忽然敲着鼓,“镗,镗,镗”,他站起来,念两句收场诗,拱拱手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了这句话,收了鼓,收了摊,摇头去了。这便叫做“一回书”。

    本书的《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说崔宁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这一天崔宁到湘潭县官宅里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后来的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薛霸便提起水火棒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写武松和庵里那个先生相斗,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拿这两条例子来比《碾玉观音》的分段之处,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说”是从这些短篇话本里演变出来的了。

    我有一天问汪原放先生道:“你看这几篇小说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说:“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骂王荆公的新法,要写一位“拗相公”,便捏造出一个故事来,处处写新法害民,处处写出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同时处处写一个执拗的王荆公,总算能达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说这篇最好。”

    原放的话颇有见地。这八种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识阶级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但作者又很有点剪裁的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的事,使读者深深地感觉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宣和遗事》里也有骂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无文学意味,比起这篇来,真是天悬地隔了。我们在今日也许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为他辩护,但我们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这种反对他的舆论,也终不能否认这篇《拗相公》有点文学的趣味。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此篇中写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个老妪的茅屋内借宿。第二天——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

    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拗相公》一篇里有许多诽谤王荆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后辈捏造出来的,读者不可深信。如苏老泉的《辨奸论》全是后人的伪作,曾经李绂和蔡上翔证实了。又如荆公恍惚见儿子王雱在阴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桥上闻杜宇而叹,如“误吞鱼饵”的故事,都是伪造的话。读者若有兴趣,当参考李绂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此书原本不易得,有杨希闵刻《九家年谱》中的节本)及梁启超的《王荆公》。

    以小说的结构看来,《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品,其实算不得“通俗小说”。从文学的观点上看来,《错斩崔宁》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小说,并且说的很细腻,很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其中关系全篇布局的一段,写的最好,记叙和对话都好: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的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这样细腻的描写,漂亮的对话,便是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的纪元。可以比上这一段的,还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说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贵哥、定哥说风情的一大段。这三大段都代表那发达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话散文;《五代史平话》里,《宣和遗事》里,《唐三藏取经》里,都没有这样发达完全的白话散文。

    我从前曾很怀疑宋元两代的白话文学发达的程度。在我的《水浒传考证》里,我曾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

    我又说: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时这样怀疑元代的白话文学,自然更怀疑宋代的白话文学了。

    但我现在看了这几种南宋话本,不能不承认南宋晚年(十三世纪)的说话人已能用很发达的白话来做小说。他们的思想也许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见解也许很错误(如《拗相公》),材料也许很杂乱(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遗事》),但他们的工具——活的语言——却已用熟了,活文学的基础已打好了,伟大的小说快产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如果您喜欢,请把《胡适书话》,方便以后阅读胡适书话《宋人话本八种》序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胡适书话《宋人话本八种》序并对胡适书话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