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兄弟会都要举行所谓的“面试会”，每年他们都在这种聚会中吸收新会员。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也应邀到纽约参加一个名为“费·贝他·得尔塔”（Pa Delta）犹太兄弟会的聚会。那时候，只要是犹太子弟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的小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其他的兄弟会，其他人根本不会眷顾你。

    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期盼和其他犹太同学在一起，犹太兄弟会的那些家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没什么犹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诚的教徒。在这次聚会中，兄弟会的几个家伙问了我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应该在大一就参加微积分检定考试，这样就可以免修一些学分等等。事后，我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还蛮喜欢在纽约碰到的那几个兄弟会会员，说动我入会的那两个家伙，后来都成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还有个犹太兄弟会，简称SAM（）。他们的点子是让我搭便车到波士顿（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然后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会里。我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到了波士顿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兄弟会楼上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两个家伙。有几个 SAM兄弟会会员迎向他们，双方激烈地争辩起来。我朝着窗外大喊：“嘿！我应该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就跑出去，完全不晓得双方正在谈判，争取我入会。我对于搭便车这件事没有特别觉得需要感恩，更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书呆子学交际。

    费·贝他·得尔塔兄弟会在之前一年，由于内部分裂为两派而几乎瓦解。他们一派人喜欢交际、喜欢跳舞以及在舞会后开着车子四处鬼混；另一派则全是书呆子，整天只知道读书，从来不参加舞会。

    就在我加入成为会员之前，他们才开了一次大会。会中两派人马都有重大的让步和妥协，最后他们决定团结、互相帮助：每个人的成绩都必须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如果有人功课落后，专啃书本的那一派就要为他们补习，辅助他们做功课。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必须参加舞会，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样和女孩子约会，爱交际的那一派就要想办法为他找个舞伴；如果有人不会跳舞，他们也要负责教会他。于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则教别人如何交际。

    对我而言，这样的安排倒是恰到好处，因为我本来就不擅交际。每次我出入兄弟会的大门时，都会碰到坐在台阶上的兄弟会学长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总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从他们身旁走过。即使有个女孩说：“噢！他真可爱！”也于事无补。

    没多久，大二的学长就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来教我们跳舞。后来，有个学长还教我开车。他们很努力想教会我们这些“智慧型”的家伙跳舞交际，学会放轻松一点；我们也尽力协助他们度过课业的难关——这是种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远搞不懂“会交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那帮会交际的家伙教我怎么结交女孩子之后，有一天，我独自在餐馆吃饭，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服务生。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问她愿不愿意在下一次兄弟会舞会当我的舞伴，她居然答应了。

    回到兄弟会，当大家讨论到下次舞会的舞伴时，我告诉他们这次不劳他们费心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舞伴，我还觉得扬扬自得。但等那些学长发现我的舞伴居然是个女服务生时，都大惊失色。他们告诉我那可不行，他们会另外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舞伴。这让我觉得很迷茫。后来他们还决定出面处理此事。他们到餐馆去找到女服务生，说服她退出，为我另外找了个舞伴。他们想教育我这个“任性的小孩”。从头到尾我都觉得他们错了，但当时我只是个大一新生，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阻止他们破坏我的约会。

    我正式宣誓入会的时候，他们有各式各样戏弄新来者的花样，其中一项是在酷寒的冬日里，把我们双眼蒙住，带到荒郊野外，丢在冰封的湖边。那里杳无人烟，四周看不见一幢房子，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回兄弟会的路。由于大家都很年轻，不免有点害怕，但大家都没怎么交谈，除了一个叫梅尔的家伙，不停在开玩笑，净说些蠢笨的双关语，一副听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在说：“哈！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不是很好玩吗？”

    我们对梅尔愈来愈冒火。特别是当其他人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是落后我们几步，而且不停地拿我们的处境开玩笑。

    走到了离湖不远的交叉路口，举目四望，仍然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大家正在讨论该走哪条路，梅尔赶上我们，说：“走这条路。”

    “梅尔，你懂什么？”我们都气死了，“你老是不停地开玩笑。为什么我们该走这条路？”“很简单呀，看看这些电话线便知道了。电话线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这个看起来对任何事都漫不经心的家伙，却想出了这绝妙主意！我们依他的话，一路走回城里，没有走错路。

    遭到“绑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与大二生的污泥对抗赛，就是说，大家在烂泥中进行摔跤及各种竞技。当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会那里绑架了我们，他们有些是兄弟会里的学长，有些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想让我们疲累不堪，这样第二天他们就能轻松获胜。

    他们很轻易就把大一生绑了起来，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会的哥儿们发现我是个“娘娘腔”。我不擅长运动，打网球的时候，只要球越过网飞向我，我就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把球打回去，球总是还没过网就落地。

    但是我发现这是个新的状态、新的世界，我可以为自己塑造新的名声。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副不会打架的样子，我拼了命和他们缠斗，结果三四个家伙费了好大力气才能把我绑住。大二生把我们带到树林中的一间屋子里，把我们全绑在地板上。

    我试了各种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着我们，我的计谋全部无效。不过其中有个年轻人他们不敢绑，因为他吓得脸色发青，而且不停发抖。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欧洲，当时是30年代初，欧洲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不明白我们被绑这件事其实只是个玩笑，他惊吓的样子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 3名大二生在看守我们20个大一生，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偶尔把车子开进开出，弄出各种声响，好像很忙、很多活动的样子。可惜我们没注意到，其实一直都是同样的车子和同样的人在活动。

    我爸妈刚好在那天来看儿子过得怎么样，兄弟会的人拼命拖延，直捱到我们被释放回来。由于我一晚未睡，而且曾经费力挣扎，因此样子十分邋遢。他们发现儿子在麻省理工学院竟然是这副德性，简直吓坏了。

    经过那天晚上的折腾，我的脖子也僵硬不能动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上后备军人训练营时，排在队伍里等候校阅，但我一直无法向前直视。指挥官抓着我的头用力扭转，吼叫着：“向前看！”

    我缩起头，肩膀歪一边，说：“我没有办法，长官。”

    “噢，对不起！”他吓了一跳。

    无论如何，我奋战许久不肯被绑的经过，居然为我赢得绝佳名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娘娘腔”这档事了，真令我松了一大口气！

    我的两个室友已经大四，我经常旁听他们讨论物理。

    有一天他们很用功地解一道看来很简单的习题。我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伯劳拉拉方程式试试看呢？”

    “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叫，“你在说什么呀？”

    我跟他们说明我的意思，以及怎么把这个方程式用在习题上，结果破解了这道题目。后来，我才发现我指的是“伯努利”方程式。由于这些知识我全是从百科全书里看来的，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讨论过，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发正确的音。但我那两位室友很高兴，从此他们都和我讨论他们的物理习题，尽管我的手气并不真那么好，许多题目还是解不出来。有趣的是，到大二那年开始修物理课时，我的物理也突飞猛进了。我经常觉得，练习大四的物理习题和学习怎么发正确的音，倒真是受教育的好方法。

    舞会奇遇在一次舞会中，我和一个女孩跳了好几支舞，但都没有说什么话。最后她说：“你——胡——条灰常好。”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话有点困难，但我猜她八成是在说“你舞跳得非常好。”于是我说：“谢谢，跟你跳舞是我的荣幸。”

    我们走到桌边，跟她一起来的朋友也找到男伴，我们四个人就坐在一起。这两个女孩，一个有严重的重听，另一个几乎全聋了。

    她们交谈的时候，用许多快速的手语动作，偶尔发出一点声音。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她们人很好，舞也跳得好。

    再跳了几支舞以后，我们坐下，她们又开始以手语交谈，比来比去。最后，她终于和我说了一些话。我猜她的意思是，要我们带她们去某家旅馆。

    我问另外那个家伙想不想去。

    “她们要我们去旅馆干嘛？”他问。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沟通得那么好。”但其实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觉得这很好玩。我很好奇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探险一样。

    另外那个家伙害怕，不想去。最后，我带着这两个女孩搭出租车去那家旅馆。到了以后，发现那里有一个专为聋哑人举办的舞会，他们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而且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音乐的节奏，随之起舞，还会在乐曲结束时鼓掌。

    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我好像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一样。

    当然，我还是可以讲话，但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大家都用手语交谈，我一点也看不懂！后来，我请一个女孩教我几个简单的手语，就好像学外国话一样，完全是为了好玩。

    每个人都很快乐而且自在，彼此开开玩笑，脸上全挂着微笑，似乎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他们交谈的情况和使用其他语言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特别的事：不用手语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头会不停地转动。我突然省悟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有人想插嘴或打断别人的话，他不可能大喊：“嘿！杰克——”他只能以手语表示，因此如果没有经常环顾左右的习惯，根本察觉不到有人想插话。

    他们在一起非常的轻松自在，反而是我要想办法不那么局促不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经验。

    舞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舞会结束后，我们到餐厅去，大家都以手代口，点了东西。在等餐点时，有人以手语问我的舞伴：“你是哪里人？”她也以手语拼出：“纽约人。”还有一个人对我比手势：“顶呱呱！”他竖起大拇指表示顶叭叭，这套系统真管用。

    大家散坐四周，开开玩笑，我也不知不觉融入其中。

    后来我想买一瓶牛奶，便走到柜台，以口形表示“牛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柜台职员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再比了“牛奶”的手势，两手作出挤牛奶的动作，他还是不懂。

    我试着指着价目表上牛奶的位置，但他好像还是不懂。

    最后，旁边有人点了牛奶，我立刻指了指牛奶。

    “噢！牛奶！”他说，我点点头表示：“对。”

    他递给我一瓶牛奶，我开口说：“十分谢谢你！”

    “你这个家伙！”他边说边笑起来。

    一群不知变通的家伙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捉弄别人。有一次在上机械制图课的时候，有个爱开玩笑的同学拿起一把曲线尺说：“我很好奇曲线尺上的这些曲线有没有特殊的方程式？”

    我想了一下，说：“当然有，这些曲线都是很特别的曲线，我表演给你们看。”我拿起一把曲线尺，慢慢转动。

    “曲线尺的特色就是不管你怎么转动，每条曲线最低点的切线一定都是水平线。”

    于是班上所有同学都拿起曲线尺，依着不同角度转动，手上拿着铅笔，沿着曲线最低点比着切线的位置——当然，他们发现切线呈水平。他们都为这个“新发现”而兴奋莫名，其实他们应该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们早已学过微积分，学过任何坐标图上曲线最低点的切线一定都是水平线（用数学的说法，最低点的微分都等于零）；只不过他们没有把二加二摆在一起罢了，他们连自己究竟“知道”什么都不清楚！

    有些时候，我真搞不清楚人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是透过了解而学习，而是靠背诵死记或其他方法，因此知识的基础都很薄弱。

    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又玩了一次同样的把戏。当时，我正和一个老练的物理学家聊天，他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理，对地心吸引力有很深刻的了解。我问他，如果你坐在火箭上被发射升空，火箭里放一个时钟，地面上也放一个时钟。假定我们要求地面上的时钟走了一小时的时候，火箭必须回到地球，因此你会希望火箭开始飞回地球时，上面的时钟尽量领先。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火箭飞得愈高，地心吸引力愈小，时钟会走得愈快。但由于你必须在一小时内回到地球，你的飞行速度就必须非常快，因此反而减慢了时钟走的速度，所以也不能飞得太高。问题就在于，你应该怎样调整速度和高度，才能让火箭上的时钟尽量领先？

    这位爱因斯坦的助理研究了很久，才领悟到这个问题跟一般的自由落体问题没什么两样。他只要想象把一个物体往上发射，再限定它往上及往下飞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一小时，那就是正确的运动了，事实上这正是爱因斯坦的基本重力定律之一，即所谓的“本位时间”（proper time）——对任何真实的曲线来说都达到最高值。有趣的是，当我用时钟和火箭的方式来问他，他却认不得这个问题了。

    尽管层次不一样，但他跟我机械制图课的同学犯了同样的毛病。看来有这种弱点的人也真多，连学有专精的人也不例外。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光顾波士顿的一家餐厅。我常常一个人连续几个晚上都到那里吃饭，所以餐厅的人都认识我，负责招呼我的是一个叫苏丝的女服务生。

    我注意到他们总是非常匆忙，奔进奔出。有一天，纯粹是出于好玩，我把小费——两个 5分美元的硬币——放在两个玻璃杯里、把玻璃杯装满了水。用卡片覆盖在杯子上，然后把杯子翻过来放在桌上，把卡片抽走。由于我把杯子盖得很紧，空气进不去，因此一滴水也没漏出来。

    我把小费分别放在两个杯子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是很忙，如果我把小费全放在一个杯子里，他们在收拾桌子时，匆忙中一定会把杯子拿起来，水全部流出，然后就此结束。现在的情况是，她拿起第一个杯子，发现有水之后，她要怎么样处理第二个杯子呢？她一定不敢直接把杯子拿起来。

    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向苏丝说：“小心，你拿给我的玻璃杯有点古怪，上面是满的，下面却有个洞！”

    第二天我再到这家餐厅去，发现他们换了个新的女服务生来招呼我，苏丝再也不理睬我了。新的女服务生说：

    “苏丝气坏了，她叫老板出来，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但他们没空慢慢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就那样把第二个杯子拿起来，结果水流得满桌，简直是一塌胡涂，苏丝还滑了一跤，他们都很生气。”

    我大笑。她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拿一个汤碗，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边，然后让水流到汤碗里，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然后，我再把铜板拿起来。”

    “噢！这主意不错。”她说。

    那天晚上，我把咖啡杯翻过来盖在桌上，把小费放在里面。

    第二天晚上我到餐厅时，还是同一个服务生在招呼我。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咖啡杯盖在桌上？”

    “我是想，即使你那么匆忙，你还是会跑回厨房，拿一个汤碗，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边……”

    她抱怨：“我就是这么做，但杯子里却一点水也没有！”

    我的恶作剧经典之作是在兄弟会中发生的。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醒来，大概才 5点钟左右，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走下楼去，迎面看到有张海报写着：“门！

    门！谁偷了这扇门？”有人把门从枢纽上拆了下来，这扇门上原先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关门！”

    我马上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住在那房间的是一个叫班尼斯的家伙以及另外几个男孩，他们很用功，不喜欢别人吵闹，如果你晃到他们房里找东西或者是问他们功课，离开时他们都会大叫：“请关门！”

    很显然有人不喜欢他们这种作法，所以把门拆走。但这个房间本来是有左右两扇门的，因此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把另一扇门也拆掉，搬到楼下，藏在地下室的油槽后面，然后静悄悄回到楼上睡觉。

    那天早上我假装晚起，下楼时看到其他人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转，班尼斯和他的朋友都很烦恼：房门不见了，而他们还得读书……一见到我，他们便问：“费曼，你有没有把门拿走？”

    “噢！有啊！”我说：“你们看我手指关节上刮伤的痕迹，那是我把门搬到地下室的时候，在墙上擦伤的。”

    他们不满意这个答案；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偷走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留下太多线索了，例如牌子上的字迹——他们很快就发现是谁的杰作。我的想法是：

    当他们发现是谁偷去第一扇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以为他也偷了第二扇门。我的计划果然天衣无缝，偷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被每个人拷打逼问。受了种种磨难之后，他们终于说服了逼供者：他们只偷了一扇门，尽管这个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冷眼旁观，觉得好玩极了。

    另一扇门失踪了整整一个星期，班尼斯他们愈来愈焦急了。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兄弟会的会长在晚餐的时候宣布：“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提一些建议，班尼斯他们真的很想好好念书。”

    大家纷纷提出建议。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说：“好吧！”我装出一副委屈的声调，“不管是谁偷了这扇门，我们知道你很棒，你很聪明！我们猜不出来你究竟是谁，你一定是个超级天才！

    不必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只想知道门在哪里；所以，你只要在某个地方留一张字条，告诉我们门在哪里，我们会永远尊你为奇才。你太聪明了，居然可以把门偷走，而不让我们猜到你是谁。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留张字条给我们吧！我们会永远感激你。”

    接着有个家伙站起来说：“我另外想到个主意。身为会长，你应该问每个人，要他们以兄弟会会员的名誉担保，说清楚他们有没有把门偷走。”

    会长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以会员荣誉发誓说真话！”

    于是他绕着桌子，逐一问：“杰克，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把门偷走。”

    “提姆，是你偷走门吗？”

    “没有，我没有偷走门。”

    “墨里斯，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偷门。”

    “费曼，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是的！是我把门偷走的。”

    “别闹了！费曼，我们是很认真的！山姆，是你偷走的吗？”

    他绕了一圈，每个人都很震惊，兄弟会里一定有个真正的卑鄙小人，竟然不尊重兄弟会会员的荣誉！

    那天晚上，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一个油槽，旁边有一扇门。第二天，他们把门找出来，重新装上。

    后来，我终于承认门是我偷走的，大家立刻指责我说谎。但他们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他们只记得当兄弟会会长绕了一圈，问过每个人之后，结论是没有人承认把门偷去。他们只记得笼统的结果，却记不得每个人的实际说词。

    很多人常常觉得我是个骗子，但事实上我都很诚实，只不过，我常常诚实得没有人相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