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

    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

    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

    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300 个学生挤在那里，结果一团混乱！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

    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

    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悉。

    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道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

    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清晨3点半或4点钟打电话给我。

    “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

    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

    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

    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

    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88号来宾也不喝酒。”（88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1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发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

    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

    “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

    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

    “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

    “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

    “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